要害詞：馮至 文學傳佈
馮至曾被魯迅譽為“中國最杰出的抒懷詩人”。他1905年生于河北涿州，1925年與友人開辦沉鐘社，1927年出書第一部詩集《昨日之歌》，共享空間1929年出書詩集《北游及其他》。他創作于上世紀三四十年月的《十四行集》將十四行體這一東方詩體完善內化，成為“五四”以來新格律詩的典范。馮至仍是德語文學翻譯與研討的前驅，歌德、海涅、里爾克等人的諸多名篇都由他翻譯，他對德國文學的研討也啟發了有數學子。馮至不只在國際留名史冊，其學者和詩人的雙重成分在德國也取得了極高承認與推重。
《太陽城札記：1919-1984年的中國古代詩歌》
《十四行集》
德國文學的“導游”
1985年，德國的蘇坎普（Suhrkamp）出書社出書了一本德國漢學家顧彬主編的文集《中國今世文學》，顧彬在媒介中指出：在德國，人們對中國文學的清楚少之又少。特殊是現今世文學，哪怕在學術界都鮮有研討。好在跟著1972年10月中國與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建交以及二者日益頻仍的經濟文明往來，越來越多的德國粹者開端把眼光聚焦到中國現今世文學上。
比擬之下，德國文學在中國倒是眾所周知，歌德、席勒、海涅、里爾克等詩人、作家的《少年維特之煩心傷腦》《浮士德》《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等作品，深入影響了一代代中國人。究其緣由，這與中國作家和學者的鼎力譯介分不開，馮至恰是名副實在的先行者之一。
馮至與德國文學的淵源大要可以追溯到上世紀20年月初。1987年，馮至曾回想本身與德國文學最後的緣分：“我懷著宏大的熱忱瀏覽了郭沫若翻譯的小說《少年維特之煩心傷腦》，他是中國古詩的奠定者之一。”1923至1927年，馮至在共享空間北京年夜學德文系進修。1928年，由其翻譯的德國詩人海涅的《哈爾茨山游記》出書。自1930年起，馮至先后在德國海德堡、柏林肄業，研討日耳曼文學、哲學和藝術史，并于1935年在海德堡年夜學取得博士學位。回國后的幾十年間，馮至將所有的精神投進到德國文學的翻譯與研討中。1938年，他翻譯出書了里爾克的《給一個青年詩人的十封信》，1956年翻譯出書了《海涅詩選》，1958年他主編的《德國文學簡史》問世，1978年翻譯出書了海涅的長詩《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1986年出書了學術專著《論歌德》。
2020年，《馮至譯文選集》由世紀文景出書，完全收錄了馮至的翻譯結果，此中包含歌德、荷爾德林、海涅、尼采、格奧爾格、里爾克、布萊希特等詩人的詩作以及《審美教導書簡》《維廉·麥斯特的進修時期》《歌德年譜》《遠方的歌聲》等作品。這部四冊譯文集，是馮至留給眾人的一份可貴禮品。
除了翻譯研討外，馮至還在德國文學講授與中德文明交通中施展了宏大感化。自上世紀30年月從海德堡回國后，馮至先后在同濟年夜學、東北結合年夜學及北京年夜學任教，把德國文明播撒給更多青年學子。在中國社會迷信院本國文學研討所任務時代，他屢次介入在國外舉辦的學術和文明交通運動。
馮至對德國文學的翻譯和研討，向中國外鄉文學投射了一抹異域光榮，德國粹界與讀者也經由過程他的詩歌，得以一窺中國古詩的風采。
不受拘束體詩“最優良的代表”
在德國，馮至的翻譯家和學者成分是這般刺眼，以致于有時掩蔽了他作為詩人的光線。海內研討者不止一次感歎，相較于多少數字單一的文學研討和翻譯結果，作為詩人的馮至，文學創作似乎要少良多。但是，他留下的詩歌雖未幾，卻俱為佳作，特殊是《十四行集》。由于《十四行集》的母題多與歌德、里爾克等詩人的作品發生照應——好比對逝世亡與重生轉化的切磋，德國粹者和通俗讀者更不難發生共識，是以德國對馮至詩歌的譯介，也以《十四行交流集》為核心。
1985年，顧彬出書了翻譯詩集《太陽城札記：1919-1984年的中國古代詩歌》，里面收錄了包含馮至在內的16位中國古代詩人的作品。詩集選譯了馮至《十四行集》中的18篇作品，這是筆者所見馮至詩歌最早的德語翻譯。此中，《十四行集》第13首直接以《歌德》為題，以“萬物都在享用你那句名言/它道破一切生的意義：‘逝世和變’！”開頭，這是德國讀者熟習的話題。
海內研討者誇大，馮至的十四行詩可謂“歐化體”（借助東方體式）格律詩最完美的例子。《中國今世文學》序文中，也對馮至在中國古代詩歌史上的位置賜與高度評價。此中提到：“五四”初期口語文創作的最年夜挑釁來自詩歌，特殊是在格律詩方面，甚至可以說是結果寥寥。假如說徐志摩和聞一多付與不受拘束體以新的情勢，那么，1911年到1949年之間，這種情勢的最優良的代表就是馮至的十四行詩。20年后，在2005年出書的《中國文學史》第7卷《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慕尼黑K.G.紹爾出書公司）一書中，顧彬仍保持異樣的不雅點。
1987年，馮至獲聯邦德國國際交通中間藝術獎之后，蘇坎普出書社出書了完全的《十四行集》，落款《馮至：十四行集》，除了27首德語翻譯外，還附有中文原文。今朝該譯本被德國多所年夜學及州立藏書樓加入我的最愛，如慕尼黑年夜學中間藏書樓、巴伐利亞州立藏書樓、柏林不受拘束年夜學藏書樓、柏林州立藏書樓、漢堡年夜學藏書樓以及位于萊比錫的德國國度藏書樓等。
由于馮至《十四行集》在情勢上采用了十四行體，國際及歐美良多學者都誇大了里爾克十四行詩對其的影響。但來自海德堡的漢學家Goatkoei Lang-Tan卻點明了歌德對這組詩在內在的事務上的影響。其在《中國格律詩的傳統構造及工具碰撞》（《亞洲》，1986年第20期）一文中指出，歌德詩歌中逝世與變（Stirb und Werde）的思惟，逝世亡以及由逝世亡變幻而出的重生，簡直貫串了全部《十四行集》的主題。與此同時，馮至對歌德“逝世亡與變更”的懂得中還融會了道家以及禪宗等中國傳統哲學的哲思，從而付與詩歌以濃郁的隱喻顏色。
《給我狹小的心一個年夜的宇宙：馮至的十四行詩》和《哲學的路：馮至的十四行詩》兩篇文章，是顧彬對馮至《十四行集》的闡釋與評價。除了歌德對馮至的影響外，顧彬還援用了捷克漢學家Márian Gálik的不雅點，即馮至的十四行詩也反射出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來往實際的影子。馮至在海德堡肄業時，曾凝聽過雅思貝爾斯的課。當然，文章最主要的一點是顧彬本身的見解：魯迅也是影響馮至十四行詩創作的主要原因。以“路”為題眼，顧彬羅列了《十四行集》中的第17首《田野的巷子》，詩中“是幾多無名行人的行動/踏出來這些活躍的途徑”兩句，讓人聯想到魯迅散文《家鄉》中的那句名言：“實在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顧彬指出，魯迅在這里把“盼望”這一概念和路的構成聯合在了一路，而馮至在第一末節中將重心稍作偏移，將追蹤關心點從路的構成轉移到路上性命的呈現。
除最負盛名的《十四行集》，馮至的《北游及其他》組詩（1929年沉鐘社）也被翻譯成德語，頒發在《西方》雜志（Orientierung）1990年第1期上。對于這一組馮至晚期詩歌，譯者Barbara Hoster留意到此中顯露的古代認識，尤其是自我的表達主體以及對城市經歷的抒寫：在城市不竭古代化的同時，人在此中隨之發生的漫無目標、郁悶以及無助，這些都是中國傳統文學中不曾呈現的經歷。可以說，馮至的創作，拓寬了中國文學經歷的表達。
因文明交通的進獻屢獲殊榮
馮至對中德文明交通作出了杰出進獻，他也是以多次獲得德國分歧學術組織及當局褒獎，為人們所崇拜。
1983年，馮至被授予歌德獎章。1985年，馮至取得“格林兄弟文學獎”。1987年，聯邦德國國際交通中間將今年度藝術獎授予馮至，嘉獎他為中德文明交通作出的凸起進獻，馮至是第一位取得此獎的亞洲人。授獎詞中說：“作為歌德研討者和海涅、里爾克以及尼采的譯者，他讓德國經典在中國被熟知；德國思惟史在中國可以或許被清楚和接收，馮至為此作出了無法估計的進獻。中德之間由數代人搭建起的文明橋梁，恰是經由過程他的文學任務得以穩固。”同年12月，時任德國駐華年夜使韓培德以德國聯邦總統理查德·魏茨澤克的名義，將“年夜十字勛章”授予馮至，以表揚其在中德文明交通方面的出色功勞，表現了德國當局對馮至進獻的確定。
馮至還于1988年取得了“弗里德里希·宮爾多夫本國日耳曼學獎”，以表揚他為推進中國高校德國文學講授以及為深化中德文學聯絡接觸作出的進獻。漢學家陶德文（Rolf Trauzettel）在授獎詞中回想了馮至各個時代的研討和創作。他指出，歌德為處于新舊文學“文以載道和自我表達”這一沖突中的馮至供給了一種息爭的能夠性；而里爾克的“詩歌作為經歷”使他對文學創作有了更舞蹈場地深的懂得，更遑論其十四行詩對馮至詩歌創作的影響。別的，陶德文也留意到，馮至并沒有讓本身完整離開中國傳統文明的泥土，他的《杜甫傳》就是對本身文學之根的重申。
一方面，作為德語文學在中國譯介的前驅，馮至以其杰出進獻遭到德國粹界及當局的尊重。另一方面，由于其對中聚會場地西文明的奇特懂得和精妙聯合，《十四行集》成為中國古代格律詩的傑出代表，惹起德國漢學家的深刻剖析與會商。總而言之，學者與詩人是馮至的兩重成分，其所煥收回的光線，閃爍在歌德的家鄉。
（作者系慕尼黑年夜學漢學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