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文擬提出一種新的研討視角，即以“北京作家”的棲身地址作為核心，在大批搜集資料與數據的基本上，進一個步驟切磋其與今世文學史的復雜聯繫關係，以期為今世文學研討供給另一種察看途徑。這一研討打算具有試驗性質，所采用的方式既分歧于傳舞蹈教室統的文學史研討，也與上世紀末盛行學界的文明研討范式迥然有別。在附屬于文明研討的城市研討風潮中，研討者曾經留意到了北京這一文明地輿空間的特別性：“對于中國的古代化過程來說，上海實在是個特例。絕對來說，作為陳舊中國的帝都，加上又是內陸城市，北京的轉型更為苦楚，其成長的途徑也加倍波折，很難套用現成的實際。讀讀東方關于城市研討的著作，你會覺得很受啟示，可用來研討北京，又總有些不太實用——在我看來這恰是北京研討的潛力地點。‘北京學’必需本身探索，因此更有實際立異的余地。”[1]而在既有的文學史研討中，不少學者曾經觸及到本文所要會商的範疇，如京味文學與京味作家的相干闡述、以王朔為中間的“年夜院文學”研討等等。只是由於題目認識和追蹤關心重心的差別，此中有關作家棲身地的切磋年夜多淺嘗輒止，或許止步于印象式、抽象化的勾畫。
研討北京作家住址與今世文學的聯繫關係，條件前提和題目潛力在于，在八十年月以前，特殊是五、六十年月的北京，公職職員（特殊是遷進生齒）的住房普通都是由地點單元設定，自立選購“商品房”的情形較為少見。是以，一小我的住址，就可以看作一個有跡可循的社會編碼，與其（或其戶主/家長的）單元、職務、級別等社會信息親密相干。這恰是社會主義北京的特別性地點，也可視為城市研討的中國特點和社會主義特點。作為系列研討的初篇，本文的重要目標在于研討方式的切磋，是以對于此中的要害性概念，有需要作出更為詳細的界定和闡明。
起首，本文及系列研討中的“北京作家”概念，是指棲身在北京這座城市的作家。更正確地說，是指那些擁有北京戶口、被視為北京市常住生齒的作家。如許，它與“京味文學”視域下的“北京作家”概念就有了不言而喻的差別。以地區為標準的“京味文學”，重要是從文明角度，切磋古代過程中人與城的精力聯絡接觸，以及有關（舊時）北京記憶的書寫方法及實在績。除被視為首創性研討的趙園的《北京：城與人》之外，王一川提出的三代“京味文學”的不雅點也頗具代表性，并已被學界普遍接收。在他梳理的譜系中，第一代“京味文學”以老舍1920—1940年月的創作為代表，第二代為林斤瀾、鄧友梅、汪曾祺、韓少華、陳立功等人1980年月的寫作，第三代的代表則是1990年月“泛前言場”中的王朔、劉恒、馮小剛、王小波、劉一達。[2]與之相較，本研討所追蹤關心的，起首是“誰在北京？住在哪里？”的基本性題目。其他諸如籍貫、誕生地、文學作風以及文明認同的原因，則置于研討的總體佈景之中。
其次，鑒于這一研討體量宏大、枝蔓複雜，有打算、有步調地睜開便非常需要。是以，本文及初期研討中的“北京作家”，是以二十世紀五、六十年月生涯、棲身在北京的作家為中間。它在代際的層面可以分紅兩個部門，即“那時已是作家”的作家（包含郭沫若、茅盾、曹禺、冰心等“老作家”和王蒙、邵燕祥、劉紹棠、從維熙等“青年作家”），和“后來成為作家”的作家（如阿城、王朔、張辛欣、北島、徐星、劉索拉等）。在階段性的研討完成之后，再慢慢把研討對象的時光范圍向后延展，將“新時代”以后遷進北京的作家歸入視野。如許處置的斟酌是，本文所謂的“北京作家”，本質可以懂得為“生涯在社會主義新北京的作家”，是以起首遭受到的就是“進城”這一社會性題目，并與1950年月城市空間的計劃與改革慎密聯絡接觸在一路。如一位研討者所說，1949年以后，為了安頓進京的國度機關與軍事、文明單元而興修的狹義的年夜院群落，從頭朋分了北京城市輿圖。[3]在這種具有中國特點的“圈地活動”中，作家也依據地點單元（部委、部隊、黌舍）在資本設置裝備擺設中的成果，而被設定在分歧的地輿區域棲身。
鑒于視角的特別性，本研討在現實操縱的經過歷程中，不成防止地表示出“往實際化”的偏向。但現實上，這一研討自己并非“反實際”的，東方學者關于城市的文明研討，特殊是以空間分派為中間的文明政治研討，與城市計劃及成長題目的實際及個案研討，都具有主要的參照意義。但在處置詳細的對象時，研討會堅持最年夜限制的抑制，盡能夠不跨越到實際層面停止抽象會商，而是堅持在社會生涯的層面橫向睜開。由於筆者以為，作家的棲身地，以及與此聯繫關係的題目（包含作家對于城市的文學表示在內），不是訴諸話語、權利、規訓、運作等術語所能完整說明的實際題目，而是當一個新的國度、新的政權樹立之時所必定發生、必需面臨并且亟待處理的現實題目。是以，主要的是將作家住址題目自己打形成一把鑰匙、一種方式，輔助我們破解曾被埋沒的汗青機密。
概而言之，本課題是跨學科的綜合性研討。在文學史的常識之外，政治史、社會史、經濟史等外容，也對研討的深刻推動至為主要。由此衍生的一系列題目，也將輻射到作家研討（出生及成分認同）、文人來往研討（棲身片區）、文學體系體例研討（今世作家的保存前提及物資待遇）、文明研討（城市計劃及布局）、文學社會學（文學與社會學的穿插研討）、現今世文學關系（古代、今世作家存在方法的比擬研討）等多個範疇。
二
在研討的操縱層面，棲身在五、六十年月的北京的作家，將起首依據其在家庭這一社會單位中的地位，劃分為“戶主”和“家眷”兩個部門。在特定的汗青情境下，作為“戶主”的作家年夜致包含三種重要類型：甲士、文明干部（老作家）、年夜學教員。與之響應，“戶主”及那時作為“家眷”的后來的作家（普通為未成年人），棲身田主如果部隊年夜院（如王朔、張辛欣）、部委家眷樓（如阿城、食指）、年夜黌舍園（如宗璞、陳立功）三類區域，也有研討者將這三類分辨稱為部隊年夜院、部委年夜院、高校年夜院。除此之外，還有不少作家散居在上述區域之外的城市空間之中，鑒于個別的豐盛性和差別性，需求根據分歧情形做出詳細剖析。
對于每位“北京作家”的棲身地址，起首需求做細、做實，才有汗青發明和顯示題目的能夠性。以下筆者將羅列幾個實例，具體論述總體和細部的思慮角度與發問方法。在研討睜開的經過歷程中，起首浮出的是文人的聯絡和來往題目。今世文學中一個有名的未解之謎是，老舍為何選擇承平湖投水自殺。老舍那時家住燈市口，與西直門外的承平湖相距甚遠，要穿越半個城區才幹達到。是以，傅光亮在做《老舍之逝世口述實錄》的系列采訪時，除了老舍的家人、同事、伴侶和相干當事人之外，也特殊留心燈市口—承平湖沿線，追蹤關心老舍在1966年8月24日的一地利間中能夠會碰到的人，能夠會訪問和逗留的處所。[4]王蒙在三卷本的自傳中，記載了不少“偶遇”的經過的事況。好比在1979年，剛重新疆“回來”的王蒙，被設定在市文明局部屬的北池子接待所暫住。時代王蒙晨夕沿著筒子河漫步時，屢次與老作家蕭軍偶遇。假如把握一些汗青局面中的作家住址信息，就會了解諸這般類的“偶遇”并非不測。
對于“家眷”一代的北京作家來說，從1960年月一向到1980年月中后期，“文學圈子”是一個特殊值得留意的文明景象。例如，同為1980年月嶄露頭角的北京青年作家，徐星和劉索拉這般回想兩人初度會晤的情形：
劉索拉：我還記得你往找我玩，你記得嗎？你說你是徐星，然后就年夜搖年夜擺出去了，年夜搖年夜擺坐在我沙發上。
……
徐星：那時見你第一印象我感到很美，實在我之前了解你。
劉索拉：你是經由過程此外人，都是這圈子里頭的，北京(上世紀)70年月有個地痞圈。
徐星：后來出來的實在也是這些人，相互都熟悉，芒克、北島……，為什么這些人能出來，就是有阿誰年月壓制的經過的事況。[5]
劉索拉這里說的“地痞圈”，普通的說法是“地下文藝沙龍”。1990年月以后出書的一批回想錄與研討著作，如廖亦武編《沉溺的圣殿——中國20世紀70年月地下詩歌遺照》（新疆青少年出書社，1999）、劉禾編《持燈的使者》（廣西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09）、楊健編《中國知青文學史》（中國工人出書社，2002）等，曾經刻畫過總體輪廓。李陀也曾回想說，“在一種激烈的任務感的鼓舞下，分歧佈景、分歧偏向、分歧天賦的作家、詩人、評論家構成了有數的‘小圈子’、小集團、小中間——我敢說在1983—1984年那一段時光里，這種文學圈子遍布中國年夜陸，無所不在。”[6]
就北京而言，這種始于60年月、一向延長到80年月末的“沙龍”，實在從未構成過一個全體性的“圈子”，而是依據家庭出生、政治佈景、棲身片區、年紀條理、同窗關系、思惟偏向、藝術興趣等多重原因，構成若干“小圈子”。在那時，由于路況和通信前提的限制，家庭住址的鄰近，實在是任何一個“小圈子”最後構成的要害性原因。所以在關于八十年月的回想里，李陀那時棲身的東年夜橋、作家蘇煒的居所雙榆樹，甚至“《唸書》辦事日”運動地點的咖啡館，都是常常被周邊“鄰人”們說起的地方。並且如上一節所言，由于城市扶植的高度組織化，上述諸種原因實在都不成能零丁施展感化，而是親密地聯繫關係在一路，特殊是在1950到1970年月高度組織化的社會生涯中。打個比喻說，一個1960年月的少年人的棲身地，往往是由其家長的出生或政治佈景所決議；而他在哪里讀小學、中學，與哪些人成為同窗，也都不是偶爾和不受拘束選擇的成果。
在此基本上，更為精準的定位（pinpoint），就含蘊了文學史的闡釋能量。以年夜院後輩為例，既往研討者更多留意到年夜院表裡的文明差別：“就外部而言，年夜院完整的生涯與任務前提使其成為一個自足的城中城，而其按照品級構造分派的空間形狀使其自然具有一種權利規訓的效能，深深影響到年夜院中人的人格養成，由此而構成的年夜院文明也是以深深打上共和國主流認識形狀的印記。而就內部而言，年夜院高挺拔立的院墻將城市一分為二，墻內是神圣不成侵略的國度空間，與墻外的市平易近社會組成一種隔閡和對峙的關系，跟著社會主義古代性想象的保守化，院墻表裡兩種分歧性質的空間文明的比武與爭取愈演愈烈，年夜院文明滲入進胡同文明，而胡同文交流明則以一種報復性的方法對之發生認同。”[7]但現實上，即便非論在年夜院與胡同之間能否存在這種針鋒絕對的對立，僅在部隊年夜院的體系外部，在此年夜院與彼年夜院之間，實在就有著顯明的品級差別。1953年生于南京的張辛欣，誕生不久就因乃父張麟（曾為鐵道游擊隊隊員、隨軍記者）的任務調動遷往北京，假寓在東城區外務部年夜街軍隊機關年夜院。年夜院地點地俗稱“六公主府”，最早是清道光帝六公主的府邸，后來成為北洋當局時代的外務部辦公地。張家的鄰人有不少將軍，以及軍隊作家王愿堅、拂曉（《黃繼光》的作者）等。張辛欣在一次訪談中就曾明白指出：“軍干後輩和軍干後輩紛歧樣。”片子《陽光殘暴的日子》的取景地就是六公主府，可是鏡頭里的年夜院遠沒有她記憶中的“氣度”，“我們那時……年夜院分紅很多多少院落，層層疊疊的，還有假山、防空泛”[8]。
再看王朔。研討者年夜都知悉王朔是年夜院後輩，生長于公主墳一帶的年夜院湊集區，但對他地點年夜院的詳細情形，便往往語焉不詳。現實上，王朔出生于軍委練習總監部年夜院，該部簡稱“訓總”，在束縛軍八總部中排名第二，統管三軍軍事練習和院校任務。王朔的父親王天羽，就是“訓總”的一名軍官教員。依據馬未都等人的說法，回復路沿線的年夜院湊集區，是依照受器重的水平，自東向西順次擺列。空軍年夜院離天安門比來，闡明位置最高，隨后是水兵年夜院、裝甲兵、通信兵、鐵道兵，以及各類政治學院和軍事學院，“訓總”年夜院簡直排在最西頭，是以被視為“叨陪末座”。盡管這種說法有待考據，可是幾多道出了一些可供深究的門道。在王朔具有自敘傳性質的小說《看上往很美》中，主人公方槍槍要上的黌舍是翠渺小學，“由於29號（即方槍槍地點的年夜院——引者注）的孩子到學齡年夜都要進這所小學念書。有一種說法，這小學最早是29號、通訊兵和保鑣一師三個院結合建的後輩小學。歷屆先生除了這三個院的孩子，只要一個牛奶公司司理的兒子和一個翠微路商場書記的女兒。”[9]這里的論述帶有某種年夜院後輩的優勝感，但這種優勝感又是無限的，由於方槍槍本身都了解，固然同為年夜院後輩小學，可是翠渺小學既不如“育英”、“十一”，也不如水兵的“七一”、空軍的“育紅”和總后的“六一”。顛末如許的一番資料對校和細致辨析，我們應會對王朔的成分認同與性情構成生出一些新的熟悉。
三
在對“北京作家”的棲身地址停止爬梳和收拾之后，研討的重要延長標的目的，是在其與新中國政治軌制、社會軌制和文學軌制的接合部。唐少杰以為，在政治學和社會學的層面，新中國慢慢樹立并實行“七年夜軌制”：單元軌制、戶籍軌制、城鄉街居軌制、人事檔案軌制、農業所有人全體化軌制、黨管干部軌制和黨軍軌制。[10]張均在《中國今世文學軌制研討（1949—1976）》中，將新樹立的文學軌制，分為組織軌制、出書軌制、批駁軌制、接收軌制四品種型停止會商。[11] “北京作家”的棲身地址，至多與政治-社會軌制中的單元軌制、戶籍軌制、城鄉街居軌制和人事檔案軌制，以及文學軌制中的組織軌制直接相干。在文學史家的著作中，文學組織軌制重要指文學集團、文藝刊物、文學研討機構的設置，以及響應的作家、干部的存在方法，包含薪水、稿酬、版權等詳細的政策規則。[12]值得留意的是，由“住址”這一題目動身，是對軌制及其研討的反向探聽。如研討者所說，新中國的各項軌制，都有醞釀、天生和落實的一系列環節，成形之后也盡非原封不動。是以，在這種由題目動身的探聽中，我們將能觸及軌制的“毛坯”，見到其構成的經過歷程、初始的狀況和連續不竭的調試，而不只僅是“軌制化”之后的成果。
在“戶主”的層面，起首可以或許想到的，是他們在1950年月的住址，與新中國樹立后文明意義上的“進城”和文明單元的建置有關。一些單元的辦公地址，好比有名的“工具總布胡同之爭”中的兩條胡同（東總布胡同是1950年月初“文協”地點地，西總布胡同指趙樹應當時地點的《工人日報》和工人出書社）[13]、王府年夜街64號的文聯年夜樓，都是今世文學史中的主要“地標”。不外，這些文明單元的“進城”，必定不是一揮而就的，從人事角度講，明天我們了解的良多干部、編纂，都是跟著任務的睜開陸續調進京城的。此處僅以中國作協（包含其前身“文協”）及其部屬單元為例，郭小川束縛后先在中南局，1953年因調任中宣部實際宣揚處而“晉京”，1955年到中國作協任職。公木1954年因“文講所”任務需求，從西南調到北京。而在丁玲擔負中心文學研討所（1953年11月改名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簡稱“文講所”）主任時代，她還曾致信時任人事部部長的安子文，請求調進田家、袁珂、劉繼祖、西戎、羊路由、劉蓮池等六名干部。[14]可以想見的是，對于進京干部，起首要處理的就是住房、宿舍的設定題目。由于那時的路況前提，這些公職職員的居處，普通不會間隔辦公地址太遠，基礎都要在步行、騎車可達的范圍之內。假如存在通勤或取熱等現實艱苦，普通會在必定時光內由單元和諧處理，即便方才餐與加入任務的新人也是這般。楊匡滿就曾具體論述過，在他1964年年夜學結業分派到《文藝報》任務后，若何被設定在東總布胡同22號棲身，一年后又若何在副主編侯金鏡的看護下，搬到新建的戰爭街10區單位樓“所有人全體宿舍”。[15]
盡管在軌制研討中，學者勢必劃分紅分歧類項分辨描寫，但“軌制”落實于現實的汗青過程，落實于個別的日常生涯，則老是以綜合性的方法，以“看不見的手”停止調控。是以在軌制題目的詳細研討中，也需求采取綜合的手腕。假如聯合經濟和社會材料，就可以對與“住”有關的體系體例題目，有更細膩、貼切的汗青懂得。好比後面曾說到，五、六十年月北京住房普通都是由單元設定，自立選購“商品房”的情形較少，這實在是一個全體性的判定。說它是全體判定，意味著會有若干部分性的破例。假如我們將核心集中在1950年月的作家群體（即前述“那時已是作家”的作家），就會發明他們不只會買房，並且構成了作家“買房熱”的社會景象。這個景象背后的本源，是1950年月初制定的“高得有點分歧國情”的稿酬軌制（以“開國初通俗城市居平易近支出與花費程度”作為參照）[16]，以及薪水、稿費與房價三者之間的關系。據閻綱描寫，“那時北京一個小四合院，房價不外幾千元，所以，很多作家都買了本身的屋子。周立波在北京噴鼻山買了一座年夜院落。趙樹理用《三里灣》的稿費買下煤炭胡同的屋子。田間用他詩集的稿費買了譯作緊挨著后海的小四合院”。[17]據劉紹棠自述，盡管那時作家買房成風，但購房者都是丁玲、艾青、胡風、周立波、趙樹理、臧克家、秦兆陽、李季、馬烽等中年、老年作家，他在1957年以2500元的價錢買下了一處位于府右街光亮胡同（中南海西紅墻外）的三合院，成為青年作家中買房的第一人，是以在“反右”活動到臨時，這成了他墮落腐化的一年夜罪行。我們可以順著閻綱和劉紹棠的論述，以幾位1950年月登上文壇的青年作家為例，做一點詳細的察看。王蒙1953年在團市委任務的月薪水是87.5元。《組織部來了個年青人》頒發后，王蒙收到稿費476元，“相當于此刻五萬的感到”[18]；同年，長篇小說《芳華萬歲》預審經由過程，收到預支金500元，《文報告請示》又帶著500元請求連載。從維熙1955到1957兩年間出書了兩部小說集和一部長篇小說，總共拿到6000多元稿費；那時他在《北京日報》的月薪水是69元。劉紹棠是這代青年作家中的第一個“萬元戶”，以四分之一的身家買下一處三合院，以此刻的目光看來層見迭出，甚至可以說是一筆精明的投資。
對于1950年月以降的稿酬軌制，張均、黃發有、王秀濤等研討者，已有相當扎實的考述。他們的這些研討，應該是“北京作家住址”研討的出發點和對話對象，而不是結論。以“住址”作為題目，至多可以從兩方面拓展既有的研討結果。其一，從本文題目的GPS思想動身，自購房的區位原因，自己就可成為視點。自購房的住址，依然可以視作一小我的社會編碼，與其單元、職務、級別等社會信息慎密相干。以閻綱所舉的幾位作家為例，趙樹理所購房地點的煤炭胡同（今名煤渣胡同），其東端和西總布胡同的西端都是東四年夜街，兩個端點相距僅200多米。田間在1950年月初供職于文研所，校址位于鼓樓東年夜街，是以在“緊挨著后海”的處所買房就瓜熟蒂落；周立波在噴鼻山的院落，應當可以懂得為“別業”，或許與其任務性質有關。由於可想而知，當時年過四旬的周立波，不成能逐日往復于城里和西山。其二，由此可以進一個步驟描寫稿費、物價、薪水之間的靜態關系，三者都是不竭變更的。“買房熱”是一個連續性景象，仍是有一個時光上限？假如有上限，重要是政治緣由，仍是經濟緣由？1958年的“下降稿酬”[19]，對于作家買房能否有影響，有多年夜水平的影響？在稿酬尺度起落的同時，物價、薪水的浮動情形又是若何？這些都是可以持續切磋的題目。
另一方面，在文學組織軌制意義上，切磋作家的存在方法，凡是指的是作家在軌制中的存在，也就是小我“在文學-政治構造中的地位”。[20]對于作家棲身地的研討，可以擴大對于“存在方法”的懂得，將衣食住行層面的“存在”歸入視野，必定水平上可以或許補充軌制研討“不見人”的弊病。與此同時，也可帶出一部北京五、六十年月微型的生涯史和風氣史。譬如，在我既有的印象中，諸如“下館子”、“夜生涯”（吃喝層面），都是改造開放以后的工作，這能夠是悅賓飯店（1980年停業，被稱作中國第一家個別戶飯店）、利群烤鴨店（個別運營，招待過浩繁著名外賓）一類的故事形成的。但這實在是后來者常有的錯覺。1950年月人們在外吃飯，也不是只能往東安市場、前門年夜柵欄，也不是只要仿膳、全聚德、東來順；也有良多著名或不著名的小飯店，差別能夠只是在“公營”“私營”的性質上。據洪子誠回想，1959年他與謝冕等六人一起配合編寫《古詩成長概略》，“第一章在《詩刊》登出后，寄來一百多元稿費，上交中文系被退回。在昔時圍殲本位主義的氣氛下，謝冕做出‘勇敢’決議：由六人等分，并領著我們在海淀鎮山君洞小胡同的一家小飯店——胡同連同飯店此刻已蕩然無存——吃了一頓飯”。[21]在郭小川1957—1958年的日誌里，有很多關于“吃”的記敘。由于任務繁忙、會議頻仍，郭小川晚飯常常在裡面處理，最常往的是菜根噴鼻（揚州菜館）。也有同周揚、劉白羽商談任務，而在外吃飯直到清晨兩點回家的記載。[22]可想，那時的人假如想吃夜宵，也不是沒有任何措施。除了正派飯店以外，還有良多在王蒙的《芳華萬歲》《愛情的季候》等小說中寫過的餛飩攤兒。總而言之，這些生涯材料的收拾，可以豐盛我們對于汗青細節的懂得。
四
以上示例都是要闡明，北京作家輿圖的研討打算，盡不是機械的材料收拾任務。資料的彙集、考辨，與針對資料提出題目的認識，二者不成偏廢，才有能夠構成具有思惟潛力的研討格式。但研討履行的難度在于，簡直沒有成形的同類研討作為參考，同時基本性資料過于零星，嚴重缺少體系性。是以，材料起源的題目，就是急切需求會商的困難。
在筆者構思中，需求普遍搜求的基本史料，可以分為三個部門：檔案材料、口述材料和書面材料。假如可以或許查到諸如戶籍、掛號表等一批檔案材料，對于研討的裨益自不待言。在檔案材料之外，口述材料是主要的彌補，也是研討持續推動的基石。訪問的對象包含：（1）1949年后生涯和棲身在北京的老作家，如王蒙、石灣、李國文、劉心武、李陀等；（2）老編纂、老記者及相干的文明任務者。原《光亮日報》文藝部副主任秦晉曾回想說，《光亮日報》文藝部的老編纂，有一套本身的任務經歷、任務方式，簡略說就是“交伴侶”。老編纂黎丁跟良多老作家都是伴侶，好比郭沫若、艾青、丁玲、冰心等，逢年過節就往這些人家探望。[23]這種以“友誼”為基本的任務方法，在老編纂、老記者傍邊相當廣泛，是以這一部門在場者，可以供給大批可貴的汗青信息；（3）各年夜高校的老教員、學者，如謝冕、洪子誠、錢理群、楊匡漢、楊匡滿、劉納、曾慶瑞、孫郁、程光煒等。[24]在獲取口述材料之后，主要的任務是對這些材料停止對接、整合、考辨、校勘等一系列加工，以及在此基本上的剖析和闡釋。
書面材料以公然出書物為主，包含處所志（平易近政志）、回想錄、列傳、年譜、訪談等多種材料起源，都可認為研討的睜開供給主要線索。需求留意的是，有兩方面的社會史材料需求彌補，其一是以成分、戶籍、單元為圓心的社會軌制研討，其二是50年月北京城市計劃、北京接收史的材料，如北京市委黨史研討室、北京市檔案館編寫的《北平的戰爭接收》，另如王軍的《城記》等建筑史研討，也有可供參考的內在的事務。例如，《城記》收錄了有關1950年月各部委、部隊、黌舍“圈地”的大批史料：“那時，各機關為處理辦公題目，陸續占用城內空屋較多的王府，如衛生部占用了醇親王府、束縛軍機關占用了慶親王府、國務院機關占用了禮親王府、全國政協占用了順承郡王府、教導部占用了鄭親王府、國務院僑辦占用了理親王府、國務院機關占用了惠親王府、外貿部占用了廉親王府等。而在城外西郊，年夜幅地盤一會兒就被軍隊分完了，構成一個個年夜院，如水兵年夜院、空軍年夜院、國防學院年夜院等；而在東南郊的文教區，平易近族學院、中國國民年夜學等一圈就是一年夜片，構成了‘誰蓋樓中心就撥錢，誰就賽馬占地’的景象。”[25]
更直接相干的作家、編纂的列傳、回想錄等書面材料，實在并不稀缺，只是年夜多處于字里行間的暗角，需求自發的題目認識才幹照亮。如前引王蒙自傳、從維熙回想錄、劉紹棠年譜、郭小川日誌之中，名編回想錄如涂光群《五十年文壇親歷記》（遼寧教導出書社，2005）、吳泰昌《親歷文壇》（安徽文藝出書社，2019）、龍世輝《編余漫筆》（國民文學出書社，1995）、張守仁《永遠的十月：我的編纂生活》（北京出書社，2011）等，都包括了大批與作家住址有關的信息，只是這些著作普通不會專門從這個角度論述。是以，字面意義的“爬梳”，或許像磁石普通起首將相干資料吸附，就至關主要。
匯纂材料的初始方法，可以歸納綜合為“線狀”和“塊狀”兩種睜開邏輯。“線狀”指的是，從一個詳細的對象開端，以其材料為線頭，把其別人的情形逐步串連起來。仍以郭小川為例，僅郭小川1957年1月的日誌里，有關來訪和做客的記載，就有李普、陳笑雨、張海、龐季云、蕭乾、韋君宜、林默涵、李季、許立群、徐遲、熊復、水華、海默、朱丹、李納、邵荃麟、吳組緗等近二十人，並且此中大都都是閑談性質，是以可以懂得為彼此都是步行可達的“鄰居”；只要往邵荃麟家，郭小川寫明是乘三輪車往的。如從郭小川為出發點搜集住址資料，就可連線帶面，也就是我們說的“線狀”邏輯。“塊狀”指的是，可以從某一時光、某一群體的截面動身，查詢拜訪此中職員的棲身情形。例如，1956年春中國作協書記處成立，經中心批準，書記處書記共11人：劉白羽、嚴文井、康濯、張光年、郭小川、曹禺、陳白塵、吳組緗、臧克家、楊雨平易近。“塊狀”即從這11小我組成的“小區塊”著手睜開研討。
總而言之，研討的任務計劃，包含兩個彼此相干的步調。用簡略的話說，第一個步驟就是“查戶口”，即對北京作家分歧時代的住址做精準定位。需求做實的題目，實在剛好對應于居平易近戶口簿上的“何時由何地遷來本市”和“何時共享會議室由何地遷來本址”交流兩項內在的事務。第二步，就是在此基本上的聯絡成網，終極繪出一張北京作家分布圖。如能繪成，相當于為既有確當代文學史研討添加了一個GPS導航體系，可以激活和接通諸多相干的文學史與文明史題目。作為系列研討的初篇，本文具無方法切磋的性質，是“假定”而非“求證”的文章。題為“芻議”，即言這是一個遠未成熟的草案，等待方家斧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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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拜見叢治辰《古代性與社會主義城市建構——1949年后文學中的北京想象》，北京年夜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論文作者以為，這種“從頭朋分”，“隱約組成國度空間與城市空間的對立與隔閡”。對于此類題目，本文不從這一角度掌握，緣由如註釋下段所述。
[4] 拜見傅光亮《老舍之逝世采訪實錄》，中國播送電視出書社1999年版。
[5]《名Famous》2010年7月刊，收集資本拜見http://ent.sina.com.cn/s/2010-07-30/18473035494.shtml。相干會商拜見拙作《當“鐘亦成”再遇“灰影子”——王蒙與<你別無選擇><無主題變奏>的頒發》，《文藝爭叫》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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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叢治辰：《古代性與社會主義城市建構——1949年后文學中的北京想象》，北京年夜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
[8] 唐騁華：《張辛欣：年夜院里的生猛森林》，《生涯周刊》2014年總第1513期。張辛欣的經過的事況，還可拜見她的自傳體小說《我》、繪本故事《拍花子和俏女孩》，張麟《車輪之下五千里》（《收獲》1986年第1期）。
[9] 王朔：《看上往很美》，華藝出書社1999年版，第179頁。
[10] 唐少杰：《應追溯歷次轉向的汗青淵源和軌制基本》，《國步艱巨——中國社會主義途徑的五次選擇》，蕭冬連著，社會迷信文獻出書社2013年版，第250頁。
[11] 拜見張均《中國今世文學軌制研討（1949—1976）》，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1年版。
[12] 拜見洪子誠《中國今世文學史》（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07）第二章；孟繁榮、程光煒《中國今世文學成長史》（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2009）第四章；丁帆主編《中國現今世文學軌制史》（作家出書社，2020）第三編（本編撰稿人黃發有）等。
[13] 拜見董年夜中《工具總布胡同會議》，《你不了解的趙樹理》，北岳文藝出書社2006年版；蘇春生《從淺顯化研討會到民眾文藝創作研討會–兼及工具總布胡同之爭》，《中國古代文學研討叢刊》2003年第2期。
[14] 拜見李蔚超《社會主義文學教導的實驗與試錯——記草創階段的中心文學研討所》，《中國古代文學研討叢刊》2019年第4期。
[15] 楊匡滿：《中國作家協會新來的年青人》，《新文學史料》2005年第3期。
[16] 張均：《中國今世文學軌制研討（1949—1976）》，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1年版，第32頁。
[17] 閻綱：《作家與稿費》，《文史博覽》2004年第10期。
[18] 拜見《人•反動•汗青》，《王蒙選集》第27卷，國民文學出書社2013年版，第283—289頁。
[19] 相干題目詳見張均《中國今世文學軌制研討（1949—1976）》（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1）第一章第二節的會商，本文限于篇幅不再贅述。
[20] 洪子誠：《1956：百花時期》，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0年版，第187頁。
[21] 洪子誠：《謝冕四題——在謝冕學術國際研究會上的講話》，《古代中文學刊》2022年第3期。
[22] 拜見《郭小川選集》（第9卷），廣西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00年版。
[23] 拜見筆者2015年11月17日對秦晉的訪談《<夜的眼>頒發記》，收程光煒主編《八十年月文學史料研討》（中國社會迷信出書社，2019）。
[24] 學者、教員所能供給的口述材料并不限于切身經過的事況，也包含相干的文史掌故。例如前述王蒙在1970年月末與蕭軍屢次偶遇的背教學后緣由，就是那時“不在場”的程光煒教員提醒我的。
[25] 王軍：《城記》，生涯·唸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184—18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