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以前，東方的文學不雅念傳進中國。歐洲傳統文學實際分類法將文學分為詩、散文、戲劇三年夜類；古代凡是將文學分為詩歌、小說、散文、戲劇（腳本）四年夜類。現代的“文學”一詞，指的是文章博學，《論語·進步前輩》：“文學：子游、子夏。”邢昺疏：“若文章博學，則有子游、子夏二人也。”[１]傳統文明把文學籠括在“文章”中，如杜甫說“文章千古事，得掉寸衷知”，“文章”就包含了詩、散文。郭英德《文章簡直立與體裁的分類》稱之為現代的“泛文學不雅”（或稱“雜文學不雅”），[２]本文接續其思緒，闡述現代“泛文學”的“文章”系統的構成及其浮現出的中國文學的特點。
一、“文章”與晚期“文章”系統
《漢書》著錄文人作品，《賈誼傳》稱“凡所著作五十八篇”，《枚皋傳》稱“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戲不成讀者尚數十篇”，《司馬相如傳》載其所作賦及其他篇名，《嚴助傳》稱“作賦頌數十篇”。《西方朔傳》稱“朔之文辭，此二篇（指《答客難》《非有師長教師論》）最善”，其余錄篇名。《揚雄傳》稱揚雄“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認為經莫年夜于《易》，故作《太玄》；傳莫年夜于《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于《倉頡》，作《訓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賦莫深于《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于相如，作四賦”。[３]可見班固時期著錄作品，既著錄篇名及篇數，還追蹤關心作品的體系體例情勢，如《揚雄傳》所述“經、傳、史篇、箴、賦”等，就有后世所認定的體裁。
《后漢書》著錄“文章”作品，已多用體裁標示，如《蔡邕傳》：“其撰集漢事，未見錄以繼后史。適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傳記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埋沒多不存。所著詩、賦、碑、誄、銘、贊、連珠、箴、吊、論議、《專斷》《勸學》《釋誨》《敘樂》《女訓》《篆藝》、祝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傳于世。”其史著與所著“文章”，是離開的。又如《文苑傳》對文士作品的著錄：“（杜篤）所著賦、誄、吊、書、贊、《七言》《女誡》及雜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論》十五篇。”“（王隆）能文章，所著詩、賦、銘、書凡二十六篇。”“（夏恭）善為文，著賦、頌、詩、《勵學》凡二十篇。……子（夏）牙，少習家業共享空間，著賦、頌、贊、誄凡四十篇。”“（傅毅）著詩、賦、誄、頌、祝文、《七激》、連珠凡二十八篇。”“（李尤）少以文章顯，和帝時，侍中賈逵薦尤有相如、楊雄之風，召詣東不雅，受詔作賦。”[４]等等。《后漢書》雖是南朝劉宋時范曄所著，可是以東漢官修史乘《東不雅漢記》為重要根據的，記錄截止到靈帝時，故其不雅念可視為漢末時期的不雅念。此中，“文章”年夜都是居住在體裁中的，有些作品未作體裁回類，則直接標識篇名，這些就是“文章”。至晉代摯虞《文章流別論》，其泛論“文章”，今可見所闡述的體裁有：詩、頌、銘、誄、祝、箴、碑、誄、哀辭、哀策、圖讖等，都是以體裁述“文章”；也有尚無體裁者，如“《七發》造于枚乘，借吳、楚認為客主”，[５]“若《解嘲》之弘緩優年夜，《應賓》之淵懿溫雅，《達旨》之壯厲忼愾，《應間》之綢繆契闊，郁郁彬彬，靡有不長焉矣”。[６]
由上述可知，“文章”的標志有二：一是自力成篇的，“文章”以“篇”而數，是其慣例；二是大都是有體裁的，直接題寫篇名，是權宜之計。此中“篇”最為主要，文章有首有尾的就稱為“篇”。唐劉知幾《史通·敘事》：“夫飾言者為文，編文者為句，句積而章立，章積而篇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備矣。”[７]甚至《文選序》，直稱其所錄“文章”應當是“篇章、篇翰、篇什”。[８]后世或直接稱詩、賦為“篇”，如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９]《文選序》稱“退傅有‘在鄒’之作，降將著‘河梁’之篇”。
現代構建“文章”系統最主要的標志，是《漢書·藝文志》把“詩賦”從“六藝”中剝離出來而自立“詩賦略”。“文章”自力于“經、子、史”方能樹立本身的系統，而“詩賦”又是體裁，體裁是“文章”居住之所，所以“文章”系統往往根據體裁譜系。以“詩賦”體裁為焦點，這個經過歷程是現代“文章”系統構建的第一階段。現代“文章”系統的形狀以總集為著，《隋書·經書志四》：“總集者，以建安之后，辭賦轉繁，眾家之集，日以滋廣，晉代摯虞，苦覽者之勞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龐雜，自詩賦下，各為條貫，合而編之，謂為《流別》。是后文集總鈔，作者繼軌，屬辭之士，認為覃奧，而取則焉。”[１０]這里，“文章”系統以“文集總鈔”的臉孔呈現。現存最早的總集《文選》，其序稱，對“自姬、漢以來”“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的作品，“略其蕪穢，集其清英”，“文章”分體裁載錄，這是“文章”系統總集形狀最重要的錄文方法。現代“文章”系統又有闡述形狀，只是以闡述體裁的方法敘說“文章”作品。現存闡述體裁的論著，曹丕《典論·論文》提出“文本同而末異”的四科八體；陸機《文賦》提出十體，其所舉的體裁多少數字在增多，闡明體裁不雅念慢慢明白；任昉《文章緣起》會商秦漢以來“文章”最早的體裁定名，共84題（或稱85題），只列出體裁與“文章”篇名；劉勰《文心雕龍》的體裁論有20篇，提到的體裁有33種，在闡述體裁時又觸及多少數字更多的細類。這類“文章”系統，多闡述體裁，或闡述“文章”，但不錄“文章”全文。現代“文章”系統又有目次形狀，如《漢書·藝文志》“詩賦略”。《文章志》一類冊本，為秘書監所編撰的目次，《隋書·經書志》著錄的“文章志”甚多，但今已佚。“文章志”的作者多有在秘書監任職的經過的事況，如南朝梁時的任昉任秘書監，“自齊永元以來，秘閣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讎校，由是篇目定焉”。[１１]劉師培《彙集文章志資料方式》稱摯虞《文章志》：“其書編製雖不成考，據《三國志·陳思王傳》注所引，有‘劉修著詩賦頌六篇’各語，《后漢書·桓彬傳》注所引有‘桓麟文見在者十八篇，碑九首，誄七首，說一首’各語，似虞書編製，人各為傳，詳載所著文若干篇，及現存文若干篇。”[１２]《隋書·經書志》批駁劉向《別錄》、劉歆《七略》以后的同類著作“不克不及辨其流別，但記書名罷了”，那么，“文章志”一類著作中，“記書名”的目次是必不成少的。
二、“文筆之辨”與“純文學”系統
《漢書·藝文志》“詩賦略”把“詩賦”從“六藝”中剝離出來而樹立“文章”系統，但還有體裁未被剝離出來。劉師培《論文雜記·七》：“不雅班《志》之敘藝文也，僅序詩賦為五種，而未及雜文；誠以前人不立文名，偶有撰著，皆收支《六經》、諸子之中，非《六經》、諸子而外，別有古文一體也。”[１３]可見體裁進進“文章”系統是無限斷的。在文學史的分歧時段，體裁進進“文章”系統的限斷是紛歧樣的，如任昉以《文章緣起》樹立“文章”系統，其曰：“六經素有歌、詩、誄、箴、銘之類，《尚書》帝庸作歌，《毛詩》三百篇，《左傳》叔向詒子產書，魯哀公《孔子誄》，孔悝《鼎銘虞人箴》，此等自秦漢以來，圣君賢士沿著為文章名之始。故因暇錄之，凡八十四題，聊以新功德者之目云爾。”[１４]任昉設定了時光限斷，以為“自秦漢以來”“為文章名之始”，而消除先秦。
劉勰《文心雕龍》以“論文敘筆”樹立“文章”系統，其《序志》曰：“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圣，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關鍵，亦云極矣。若乃論文敘筆，則囿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要明矣。”[１５]他先斷定“文之關鍵”，這是“文”的全體性泉源，而“若乃論文敘筆”以下才是“文章”系統。他把體裁回類為兩年夜體系——文、筆，兩類下各有體裁，體裁下又有小體裁。非論其層級若何，目標是要把一切體裁都籠括到“文章”系統中，其闡述也長短常具體甚至瑣碎的，如《書記》篇說“書記寬大，衣被事體，筆札雜名，古今多品”。[１６]《文心雕龍》“文章”系統的限斷，是把經、緯、騷消除在“論文敘筆”之外的，固然說“經”也是有體裁的，如說明卦辭和爻辭的文辭就有七種體裁：彖、象、白話（有把“文”作為體裁的）、系辭、說卦之“說”、序卦之“序”、雜卦之“雜”等。這些只屬于“經”的體裁譜系，而不是“文章”。而蕭統《文選》“文章”系統的限斷，是要消除“經、子、史、語”，其來由之一是它們不成篇章、篇翰、篇什。
對“文章”系統限斷的另一種表述是“文筆之辨”。自漢代以來，“文”與“筆”年夜致有三點對舉。其一，范曄稱本身的撰作“但多公眾之言，少于事外遠致，以此為恨，亦由有意于文名故也”。[１７]“公眾之言”是公共化、適用性文字，為“筆”；“事外遠致”即詩、賦之類，為“文”，是指私家化、感情性、意趣性文字。《周易·系辭下》：“上古結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平易近以察。”[１８]是說“書契”的發生，為公同事務而作。《淮南子·道應訓》：“今夫舉年夜木者，前呼‘邪許’，后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１９]是說“文學”來源于休息中的感情抒發。為公同事務而作與為感情而作，本自有分界。其二，劉勰說：“今之常言，有文有筆；認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２０]以有韻無韻為“文、筆”鴻溝。隋人《文筆式》稱“制作之道，唯筆與文”，“文”有詩、賦、銘、頌、箴、贊、吊、誄等，“筆”有詔、策、移、檄、章、奏、書、啟等，“即而言之，韻者為文，非韻者為筆”。[２１]“文筆之辨”原來有以體裁為根據，樹立兩年夜“文章”系統的趨勢。其三，蕭繹《金樓子·立言》說：“至如未便為詩如閻纂，善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謂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筆退則非謂成篇，進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惠筆端罷了。至如文者，唯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適會，情靈搖擺。”[２２]以感情、文采為“文、筆”鴻溝。逯欽立說，這是“廢棄以文體分文筆的舊說，而開端以制作的技能，重為文筆定尺度”。[２３]
可是，“筆”并不是說本身就不講求情靈、文采。“筆”的位置原來就很高，王充《論衡·別通》所謂“以文書御全國”，“蕭何進秦，整理文書，漢所以能制九州者，文書之力也”；舞蹈教室[２４]曹丕《典論·論文》稱“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２５]以“筆”之“奏議、書論”居前，以“文”之“銘誄、詩賦”居后。固然晉宋士族崇“文”輕“筆”，但到齊梁時尤其是梁武帝倡導“筆”體，他請求高等官員親身“奏事”，又請求世家後輩也要熟習文書簿領之類“筆”體，貴游後輩多有“以筆札被知”進官府的，如宗夬，“既以筆札被知，亦以貞正見許，故任焉”。[２６]故劉勰說“摛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梁”。[２７]另一面，自漢代起，“筆”就力圖“文章爾雅，訓辭深摯”，[２８]講求文采。“筆”的撰作方式也有優長，如顏延之提出“筆之為體，言之文也”，即講究文飾，王運熙、楊明評價說：“顏延之以為‘筆’并非徑情直遂地記載白話，而是對白話文飾加工的結果。這種說法是合適現實的。”[２９]又如用典，本是“筆”的特有傳統，即“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３０]被“詩”所應用，發生了很年夜的影響。再如那時的新事物駢文，《文心雕龍·章句》稱其說話格局：“若夫章（筆）句無常，而字有條數，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或變之以三五，蓋應機之權節也。”[３１]“四六”即專為“筆”體文字所design，這就是駢文。“筆”在成長中也構成了本身的寫作規范、審美興趣。
原來，“文”講求感情、文采，講求制作技能，“文筆之辨”的持續，即是“純文學”系統的樹立。可是，文學史的趨向是，“文、筆”固然有體裁的分歧，藝術審美方面卻垂垂融會、合一，當“筆”也講求制作技能，再以體裁為根據誇大“文筆之辨”便似無需要。于是，隋唐以后“文筆之辨”鳴金收兵，這是不是可以視作，中國現代掉往了樹立一個“純文學”系統的機遇？
三、“文章”系統的三個維度與“泛文學”性交流質
當樹立“純文學”系統的機遇掉往，“文、筆”合一的“文章”系統便漸已獲得公認。這是一個以“詩賦”為領頭體裁和象征的“文章”系統。《漢書·藝文志》為“詩賦”零丁立類，之后目次著作年夜都是以“詩賦”為名籠括各體“文章”以成系統。阮孝緒《七錄序》說：“且《七略》‘詩賦’不從‘六藝’詩部，蓋由其書既多，所以別為一略。”[３２]當然這也是“詩賦”自力的來由，多少數字宏大了天然要自力。但更主要的是，以“詩賦”為“類”延續了上去，進而成為各體裁“文章”的聚集。如荀勖《中經新簿》，其丁部有“詩賦、圖贊、汲冢書”，這是說各體文章都要回進以“詩賦”為首的系統。王儉《七志》，“三曰《文翰志》，紀詩賦”，[３３]以“文翰”為名，所紀是“詩賦”各體文章的聚集。甚至到了唐代，“秘書郎掌四部之圖籍，分庫以躲之，以甲乙丙丁為之部目”，丁部之“二曰別集，以紀詞賦雜論；三曰總集，以紀類分文章”，[３４]這是說別集也是以“紀詞賦”為主的，進而才幹稱為“文章”。
以“詩賦”為名籠括各類體裁，其內涵邏輯在于“詩賦”以本身的特色影響著其他體裁，以“詩賦”為名可顯示出“文章”系統的特徵。如《文心雕龍》，其領導寫作往往重在以“賦”為例。其《通變》論“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有方”之“夸張聲貌”，舉例除《七發》外，全為賦。《章句》論“改韻從調”“節文辭氣”，所論以賦的用韻為主，所謂賈誼、枚乘、劉歆、桓譚、魏武、陸云，都是指其賦作或其論賦的言語，此中觸及賦的句式。《麗辭》論對偶，所論司馬相如、揚雄、張衡、蔡邕都是賦家；論文章中對偶句四例，一例為詩，三例為賦。《比興》所舉之例，也都是賦。《事類》論征引與用典，除揚雄《百官箴》外，都是賦。那時文人也唯賦獨尊，如北朝魏收自誇“獨步一時”，文才最高，“以溫子升全不作賦，邢（卲）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常云：‘會須作賦，始成年夜才士。唯以章表碑志自許，此外更同兒戲’”。[３５]賦為詩之“六義”之一，為“古詩之流”，其講求文采最甚，所謂“賦者，展也，展采摛文，體物寫志也”，“極聲貌以窮文”。[３６]賦對兩華文體影響最年夜，程千帆說：“兩京之文，若符命、論說、哀吊以及箴、銘、頌、贊之作，凡挾浪費揚厲之氣者，莫不與賦相通。”[３７]又，古來稱“詩言志”，后又稱“詩緣情”，詩是“言志抒懷”的代表性體裁，其他體裁也應當“言志抒懷”，這是可以懂得的。
《隋書·經書志四》對“文”有一個總括性的闡述。其云：“文者，所以明言也。古者登高能賦，山水能祭，師旅能誓，喪紀能誄，作器能銘，則可認為年夜夫。言其因物騁辭，情靈無擁者也。”稱贊有文才者“可認為年夜夫”，以及其“情靈”的抒發。以下又稱西京文士的“盛藻”、東都文士的“艷發”，稱晉代的“黼藻相輝，宮商間起，清辭潤乎金石，精義薄乎云天”，稱南朝的“靈運高致之奇，延年錯綜之美，謝玄暉之藻麗，沈休文之富溢，輝煥斌蔚，辭義可不雅”等，[３８]這是說優良的作品都是“黼藻相輝”有文采會議室出租的。情靈、文采應當是“文章”的同一尋求。孔子稱：“《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３９]《文選序》曰：“若夫椎輪為年夜輅之始，年夜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為積水所成，積水曾微增冰之凜，何哉？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這是前人的共鳴。《文心雕龍·宗經》講“宗經”，“宗”的是“五經之含文”，其曰：“若稟經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即山而鑄銅，煮海而為鹽也。故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貞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揚子比雕玉以作器，謂五經之含文也。”[４０]“體有六義”是對一切“文章”的請求，都是所謂“含文”，即要有“文采”的，故“文章”有時就特指詩歌、辭賦等文學著作，如前述《后漢書》稱王隆“能文章”而有詩、賦等作品，稱李尤“少以文章顯”而“受詔作賦”。
“文章”居住于體裁，講求情靈、文采，以此三者為維度的現代“文章”系統已基礎構建，但這是一個“泛文學”系統。說它是“文學”，由於它是以“詩賦”為名義和領頭體裁的，全體上崇尚文學性，崇尚情靈抒發、直指人心；即使是適用性體裁、文章，也請求向“詩賦”進修，寫得優良一些，有文采一些，更無情靈一些，當然撰作者應當有文才。說它是“泛”，由於它不只以“詩賦”如許的文學體裁為名義和領頭體裁，並且還包容其他體裁的文章，只需有文采，就可以進進這個別系。現代“文章”系統是“詩賦”文學體裁的泛化，是以可說是“泛文學”的。這一點，是前人所認同的，也是決心為之的。這是現代“文章”系統的第二階段，只是面向傳統集部，而不包含其他文字撰作如“經、子、史”。
四、“文章”系統的擴大
“文章”系統并不情願不包括“經、子、史”的格式，這從蕭統《文選》既標明不錄經、子、史、語，但其錄文有興趣有意地衝破限斷可以看出。《文選》錄了史部文章：“若其贊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于沉思，義回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也錄有子部文字，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下》：“賈誼《過秦》，蓋《賈子》之篇目也。因陸機《辨亡》之論，規仿《過秦》，遂援左思‘著論準《過秦》’之說，而標體為論矣。魏文《典論》，蓋猶桓子《新論》、王充《論衡》之以論名書耳，《論文》其篇目也。今與《六代》《辨亡》諸篇，同次于論；然則昭明《自序》，所謂‘老、莊之作，管、孟之流，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其例不收諸子篇次者；豈以有取文雅，即可裁篇題論，而改子為集乎？”[４１]並且，《文選》所錄《毛詩序》《尚書序》固然是有體裁標誌（“序”）的，倒是解經、敘經的文字，也可以屬于“經”類。可見《文選》是很想擴展范圍錄文的，只是局限于“經、子、史”不成“文章”罷了。
在實際中，風尚也在轉變。顏之推《顏氏家訓·勉學》載：“吾初進鄴，與博陵崔文彥交游，嘗說《王粲集》中難鄭玄《尚書》事。崔轉為諸儒道之……云：‘文集只要詩、賦、銘、誄，豈當論經籍事乎？且先儒之中，未聞有王粲也。’”[４２]《王粲集》作為別集，也有“論經籍事”。衝破“經、子、史”進進“文章”系統的限斷，就是要讓經、子、史中講求情靈、文采的文字成為篇章、篇翰、篇什式的“體裁”。可是，這并不是天然而然的，而要顛末一番改革。宋時，“經、子、史”年夜範圍進進總集，是有一套措施的。真德秀《文章正宗》以效能把體裁回類為辭令、群情、敘事、詩歌四年夜類，這是新改革的四年夜體裁。《文章正宗·綱目》曰：“辭命”者，“獨取《年齡》表裡傳所載周皇帝諭告諸侯之辭、各國往來應對之辭，下至兩漢詔冊而止”；“群情”者，“獨取《年齡》表裡傳所載諫爭辯說之辭、先漢以后諸臣所上書疏封事之屬，認為群情之首”；“敘事”者，“獨取《左氏》《史》《漢》敘事之尤可喜者，與后世記、序、傳、志之典則簡嚴者”。[４３]“經、子、史”只需具有“辭命、群情、敘事”效能的文字，抽繹出來構成“文章”，它們就以體裁的成分進進總集。曾為真德秀賓客的湯漢編選《妙盡古今》，從《孫子》《列子》《莊子》《荀子》《淮南子》選摘文章，并不依諸子之書華夏有的篇章，而以“妙盡”為尺度選摘一個個片斷，成為新的“文章”。又有“經”類進進總集，明賀復征《文章辨體匯選》，其記體收錄《周禮·考工記》的文字，就是以體裁“記”的名義令其進進“文章”系統的。
追溯這種“文章”再造，其方式就是“斷章”“剪截”。《漢書》稱，對董仲舒著作，“掇其確切世、施朝廷者著于篇”，[４４]抽繹出若干為“篇”的，就是這般。先秦有“斷章取義”，兩漢風行章句之學，離章析句以闡釋經義，那么，“篇”或“章”是可以自力“取義”的，這天然就應當先有構造上的“斷章”。經、子的進“文章”系統，往往以篇、章為名，如《孟子》的《齊桓晉文之事章》、《莊子》的《逍遠游篇》等。《文選序》提出“姬公之籍、孔父之書”不成“剪截”，但“剪截”可使“敘事”成為自力體裁，呂祖謙《左氏博議》“隨事立義”，為“剪截”《左傳》“紀事本末”的片斷供給了經歷。如《文章正宗》“敘事”首列《敘隱桓明日庶本末》便是某一“紀事本末”的片斷，其篇名則是編輯者所定。又如《文章正宗》所錄《史記》的《屈原傳記》，刪略了《史記》所錄屈原的《懷沙之賦》以及篇末的“太史公曰”等，使史乘的“傳”更像文章的“傳”。尤為明顯者，是真德秀破《左傳》以“年”為單元的記事而以“敘事”為單元，如篇題為“敘某某本末”的第一篇《敘隱桓明日庶本末》，或“敘某某”如《敘晉文始霸》，或以一年之中多種事務為一，或以跨兩年度的事務合一。又如破《史記》以“人”為單元的“記事”，“剪截”為以“事”為單元者，如篇題為“敘某某”的《敘項羽救鉅鹿》《敘劉項會鴻門》等。吳訥稱：“前人文辭，多有文意重復或方言難曉。晦翁《綱目》及迂齋、疊山古文，若賈生《政事書》之類，皆節取要語。今亦從之。”[４５]由此可知，“剪截”以再造文章，應當是有興趣識的。
“經、子、史”進進“文章”系統，更完整地順應了進修好“文章”、撰作好“文章”的需求。如唐代韓愈“性本好文學”，為了“發奮乎文章”而“深究于經傳史記百家之說”（《上兵部侍郎李巽書》），所以，他要進修的“文章”，“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年齡》謹慎，《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云、相如，同工異曲”（《進學解》），[４６]稱經、子、史的文字是現今文章撰作的模範。優良的文字表達，作品不只僅在集部，並且也多在經、子、史，為了給撰作供給“文章”范本，就需求把這些優良的文字表達改革成為“文章”。從文學史看，宋時進修《左傳》等古文是為了應課試，姚鉉《唐文粹序》稱編輯“古文”進總集，“蓋資新進后生干名求試者之急用”，[４７]呂祖謙自稱“談余語隙，涉及課試之文”，作《左氏博議》是“為諸生課試之作”，[４８]真德秀《文章正宗》稱取《左氏》《史》《漢》敘事之有可喜者進集，是“認為作文之式”。[４９]經、子、史的文字顛末再造，成為有首有尾的單篇“文章”，便利其作為“作文之式”。
進進“文章”系統的規則性，一是有體裁的，二是寫得優良、無情靈、有文采的，如許，無情靈、有文采的文字，只需有前提改革為體裁，就能進進“文章”系統。至此，文學史完成了以“體裁”的方法吸納“經、子、史”進進“文章”系統的過程，此為現代“文章”系統的第三階段，正式宣佈“文章”系統具有包涵性、開放性的特色，隨時預備迎接新體裁的參加。在如許的主旨下，跟著時期的成長，各類新的作品，以體裁的情勢進進“文章”系統，是天然而然的。
五、中國文學的“泛文學”特點
進進古代，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繼續現代“文章”系統的遺產，以其為基本樹立起來，并以其包涵性、開放性，吸納著更大批的體裁進進本身、強大本身。現代“泛文學”的“文章”系統表現出“文學”的中國特點，詳細表示在以下幾點。其一，“泛文學”的“文章”系統表白“文學”具有雙重價值。原來，文學與非文學的差別在于，前者的重要效能是供給審美抽像，后者的重要效能是適用價值。現代“泛文學”的“文章”系統，希冀“文學”既應當如詩賦普通是美文，是審美對象，但又要具有適用性的品德，應當知足適用的需求。舉一個極真個例子——科舉文，它既要到達政治本準，以完成撰文考中的目標，又要寫得文采飛揚，以感動考官的心。這個意義上的中國現代文學，審美性有適用的指向，適用性也需審美的支持，二者聯合，融匯一體。其二，“泛文學”的“文章”系統表現出中國現代文學包涵、開放的內涵精力。在“文筆之辨”時期，“文筆”是各有鴻溝的，“文”不包容“筆”，“筆”不包容“文”，這是天然的。但排擠、不相容，這不是中華平易近族的境界和襟懷胸襟。前人以為，“文學”應具有開放性，激勵一切文字作品都有文學性，接待一切有文學性的作品進進“文學”中來，其尺度就在于“情靈、文采”；更希冀全國文字作品都是“文學”，以真正完成“不雅乎人文，以化成全國”。其三，“泛文學”的“文章”系統凸起撰作者的文才，《文選序》歷數各類體裁“譬陶匏異器，并為進耳之娛。黼黻分歧，俱為好看之玩”后說：“作者之致，蓋云備矣！”“文學”是落實到作者“文才”上的，“文才”成為中漢文明的聰明結晶，由此表現出中華平易近族對文才、文采以及對美的崇尚，中華平易近族也恰是在這個基本上晉陞全體文明程度的。
注釋：
[１]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十三經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1997年，第2498頁。
[２]郭英德：《文章簡直立與體裁的分類》，《中國現代體裁學論稿》，北京：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05年，第54頁。
[３]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265、2367、2790、2873、3583頁。
[４] [宋]范曄：《后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2007、2609、2609、2610、2613、2616頁。
[５] [唐]歐陽詢：《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1982年，第1020頁。
[６] [唐]虞世南：《北堂書鈔》，北京：中國書店，1989年，第382頁。
[７] [唐]劉知幾：《史通》，《史通·文史通義》，長沙：岳麓書社，1993年，第62頁。
[８] [梁]蕭統：《文選序》，[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1-2頁。下同。
[９] [梁]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778頁。
[１０] [唐]魏征等：《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1089-1090頁。
[１１] [唐]姚思廉：《梁書·任昉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254頁。
[１２] 陳引馳編校：《劉師培中古文學論集》，北京：中國社會迷信出書社，1997年，第106頁。
[１３] 陳引馳編校：《劉師培中古文學論集》，第230頁。
[１４] 郁沅、張明高編選：《魏晉南北朝文論選》，北京：國民文學出書社，1996年，第311-312頁。
[１５] [南朝梁]劉勰著，詹锳義證：《文心雕龍義證》，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1989年，第1924頁。
[１６] [南朝梁]劉勰著，詹锳義證：《文心雕龍義證》，第942頁。
[１７] [梁]沈約：《宋書·范曄傳》，第1830頁。
[１８] [魏]王弼注，[唐]孔穎達疏：《周易公理》，《十三經注疏》，第87頁。
[１９] 何寧：《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831頁。
[２０] [南朝梁]劉勰著，詹锳義證：《文心雕龍義證》，第1622頁。
[２１] [日]弘法巨匠撰，王利器校注：《文鏡秘府論校注》西卷引，北京：中國社會迷信出書社，1983年，第474頁。
[２２] [梁]蕭繹撰，許逸平易近校箋：《金樓子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966頁。
[２３] 逯欽立：《說文筆》，《逯欽立文存》，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555頁。
[２４] [漢]王充共享空間：《論衡·定賢》，上海：上海國民出書社，1974年，第206頁。
[２５]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第720頁。
[２６] [唐]姚思廉：《梁書·宗夬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299頁。
[２７] [南朝梁]劉勰著，詹锳義證：《文心雕龍義證》，第1895頁。
[２８]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3119頁。
[２９]王運熙、楊明：《魏晉南北朝文學批駁史》，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1989年，第201頁。
[３０] [梁]鐘嶸著，曹旭集注：《詩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1994年，第174頁。
[３１] [南朝梁]劉勰著，詹锳義證：《文心雕龍義證》，第1262頁。
[３２] [唐]道宣：《廣弘明集》，《弘明集·廣弘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1991年，第112頁。
[３３] [唐]魏征等：《隋書》，第906頁。
[３４] [唐]張九齡等撰，袁文興、潘寅生主編：《唐六典全譯》，蘭州：甘肅國民出書社，1997年，第310-311頁。
[３５] [唐]李百藥：《北齊書·魏收傳》，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第492頁。
[３６] [南朝梁]劉勰著，詹锳義證：《文心雕龍義證》，第270、277頁。
[３７] 程千帆：《賦之隆盛與旁衍》，《閑堂文藪》，濟南：齊魯書社，1984年，第129-149頁。
[３８] [唐]魏征等：《隋書》，第1090頁。
[３９]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公理：《年齡左傳公理》，《十三經注疏》，第1985頁。
[４０] [南朝梁]劉勰著，詹锳義證：《文心雕龍義證》，第82-84頁。
[４１] [清]章學誠：《文史通義》，《史通·文史通義》，第25頁。
[４２] [北齊]顏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顏氏家訓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1980年，第176頁。
[４３] [宋]真德秀：《文章正宗》，《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5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03年，第5-6頁。
[４４] [漢]班固：《漢書·董仲舒傳》，第2526頁。
[４５] [明]吳訥：《文章辨體序說》，《文章辨體序說·體裁明辨序說》，北京：國民文學出書社，1962年，第10頁。
[４６] [唐]韓愈：《韓愈集》，長沙：岳麓書社，2000年，第199、159頁。
[４７] [宋]姚鉉：《唐文粹》，四部叢刊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年，第3頁。
[４８] [宋]呂祖謙：《東萊師長教師左氏博議》，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頁。
[４９] [宋]真德秀：《文章正宗》，《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55冊，第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