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茅盾在臨終之際募捐了25萬元稿費，建立茅盾文學獎。茅盾文學獎已成為中國最威望、最有影響力的文學獎項之一。值得留意的是，最早的茅盾文學獎評選運動產生在抗克服利前夜。正如雷達所言，“茅盾文學獎的汗青可追溯到1945年”1。1945年6月24日，重慶文藝界為茅盾舉行了“五十誕辰和創作生涯二十五周年”的留念運動，會上取得捐錢10萬元。茅盾等人最後約定建立“茅盾獎學金”以嘉獎青年文藝任務者，后經各方捐贈，終極建立了“茅盾文藝獎金”，并由“文協”組織舉行了以“鄉村生涯”為題材的征文運動。
1945年，南邊局為踐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精力，經由過程“壽茅”運動在年夜后方確立了“國民文藝”標的目的。作為“壽茅”的重要運動，“茅盾文藝獎金”征文是實行年夜后方文藝新標的目的的主要方法。近些年，關于“壽茅”運動的研討已有若干結果。2但“茅盾文藝獎金”征文久長被沉沒在“壽茅”的光線下，以往研討多是在會商“壽茅”時捎帶說起，尚缺少體系性的深刻會商。3“茅盾文藝獎金”并不像已有資料所述，建立于“壽茅”談話會上。據筆者考核，“茅盾文藝獎金”征文的最後樣貌是“茅盾獎學金”，而這一變更恰好可以或許更直不雅地展示出年夜后方右翼常識分子對“國民文藝”實行的構思和調適。此次征文運動從組織籌備到公布評選成果，觸及年夜后方文藝實際轉向、“國民文藝”實行、培育青年作家、鄉村題材創作等主要題目。“茅盾文藝獎金”征文則表現出青年作家創作“國民文藝”的後果及意義。基于此，本文擬經由過程周全梳理和考核“茅盾文藝獎金”征文運動始末，探討抗克服利前后“國民文藝”在年夜后方的實行情形。
一、“國民文藝”規約下的“壽茅”及征文運動
在抗戰時代，“祝壽”是南邊局在年夜后方奉行平易近主活動、連合提高文人的一項主要舉動，這一結論已獲得學界公認。作為一種統戰方法，“祝壽”運動在年夜后方不足為奇。章濤指出，建立“文明旗號”是共產黨連合作家的主要方法，4而為作家祝壽是此中最為直接的情勢。為文明名人祝壽，最不言而喻的目標就是重塑作家的小我抽像，進而依托他們的名譽連合各方權勢，例如1941年的“壽郭”運動。但在浩繁祝壽運動中，“壽茅”尤為特別。究其緣由，一是此次運動內在的事務豐盛，若有獎征文運動就是“壽茅”所特有的；二是此次運動任重道遠，它肩負著調劑年夜后方文藝標的目的的重擔。1944年之后，年夜后方文藝界的焦點義務是根據延安文藝思惟將文藝標的目的調劑為“國民文藝”。在這個經過歷程中，“壽茅”及其征文運動起到了要害感化。
延安文藝話語開端參與重慶文壇是在1944年。1944年1月，《新華日報》以“摘要”的情勢刊發了《講話》。這是《講話》初次在年夜后方公然頒發，但最後它在重慶文藝界的奉行沒有獲得預期的幻想後果。1944年5月，何其芳、劉白羽抵達重慶宣揚《講話》，碰到了重重阻力。邵荃麟在《對于以後文藝活動的看法——檢查·批評·和今后的標的目的》一文中提到1945年之前《講話》在年夜后方的接收情形：“這個座談會（指延安文藝座談會——筆者注）的結果，在后方沒有獲得應有的廣泛和熱鬧的會商，倒毋寧說是普通地被冷漠了。”5
為了更好地傳佈和踐行《講話》精力，1945年南邊局依據延安經歷和年夜后方的現實情形，提出了“國民文藝”的不雅念。借由第一屆“五四”文藝節，郭沫若、茅盾、周而復等人對“國民文藝”停止了闡釋。郭沫若指出：“國民的文藝是以國民為本位的文藝，是國民所膾炙人口的文藝。”6茅盾以為文藝應該“共同著明天的平易近主活動”，站在大眾的態度上，熟悉大眾的氣力，表示大眾的請求。7絕對于郭沫若、茅盾高高在上式的闡述，周而復則闡釋得比擬詳細：“國民文藝”的真正主人是“休息國民民眾”，其泥土在村落和部隊里。他具體先容了延安的文藝經歷，如培育農人和兵士停止文藝創作。8這些闡述都誇大了“國民文藝”要面向休息國民，站在國民的態度上反應生涯。不丟臉出，周而復等人將延安文藝作為標桿，對“國民文藝”停止了刻畫和建構。同時，周而復也特殊指出，“國民文藝”不克不及只局限于“邊區和敵后”，要爭奪在全國范圍內，“完成國民的文藝這一巨大的汗青義務”。9那么，若何將“國民文藝”確立為年夜后方文藝新標的目的，就成了南邊局亟須處理的題目。
1945年3月，文明任務委員會因組織草擬《對于時局的進言》，被公民黨政府迫令閉幕。文明任務委員會是那時南邊局宣揚《講話》和連合提高文人的重要組織。在如許的汗青情境下，“壽茅”成為南邊局在年夜后方確立“國民文藝”標的目的的主要方法。“壽茅”運動的時光是1945年6月24日，這個時光點的選擇很是奧妙。茅盾誕生于1896年7月4日，1945年既不是他的五十周歲，6月24日也并非其誕辰。對此，茅盾給出的說明是：“以群不知從哪里探聽到我已五十歲了，便正式向我提出，說伴侶們愿在我五十歲誕辰那天為我祝壽。”10但這個說明很難令人佩服，為茅盾祝壽是那時文壇的一件年夜事，葉以群作為茅盾的老友，怎么能夠“不知從哪里”探聽了一個新聞就轟轟烈烈地籌備。實在，謀劃“壽茅”早在為老舍祝壽即1944年4月之后就開端了。據茅盾回想：“四四年四月初的一天，重慶文藝界舉辦了慶賀老舍創作運動二十周年的談話會，會后，一些年青人建議為我也搞一個慶賀會。”11吳組緗頒發在1945年6月24日《新華日報》上的留念文章《為中國實際主義文學慶祝》中也有明白闡明。12 1945年6月初，周恩來還曾特殊委派徐冰、廖沫沙與茅盾洽商祝壽事宜。顯然，“壽茅”時光的選擇是為了共同南邊局調劑年夜后方文藝標的目的的任務義務。“壽茅”不再是普通的文明運動，而是“把國民文藝進一個步驟確立為國統區文藝活動新標的目的的一個文明典禮”13。
祝壽當天，《新華日報》刊發了題為《中國文藝任務者的旅程》的社論和王若飛的評論文章《中國文明界的光彩 中國常識分子的光彩——祝茅盾師長教師五十壽日》。這兩篇文章回想了茅盾的創作過程，將茅盾建立為“國民文藝”的一面旗號。《新華日報》社論指出茅盾是一位“為國民辦事的作家”，他二十五年來創作的盡力標的目的就是“要為平易近族的束縛，要為民眾的幸福”。14接替周恩來掌管南邊局任務的王若飛高度贊譽了茅盾對新文學的進獻，稱贊他是新文藝“民眾化”和“中國化”的前驅者。王若飛將茅盾的創作與國民民眾的束縛工作相聯絡，指出茅盾所走的標的目的“是一切中國優良的常識分子應走的標的目的”15。經由過程確定茅盾在新文明活動中的引導位置，“國民文藝”得以承襲“五四”新文學傳統成為年夜后方的成長標的目的。《新華日報》社論在回想茅盾的創作過程時，重點誇大了他在鄉村題材方面的成績。社論以為茅盾訴述了“最平常而最巨大的老蒼生”的苦痛，描述了“敗落了的鄉村的恐怖情形”。16在“壽茅”談話會上，年夜會主席沈鈞儒也表現盼望茅盾“以后更多更多的寫國民，寫農人”17。不外，茅盾以為本身最遺憾和忸捏的是“不曾寫出中國的最平常而實在是最巨大的老蒼生”18。這看似是對茅盾創作評價的不合，實則是經由過程闡釋茅盾創作明白“國民文藝”的形狀。在茅盾的文學途徑被重塑為“國民文藝”途徑的語境下，對茅盾鄉村書寫的誇大表白了“寫鄉村”“寫農人”是那時文藝任務的重要義務。
固然“國民文藝”被確立為年夜后方文藝的新標的目的，但只停止實際闡釋是不敷的，更主要的是將實際轉化為實行。南邊局舉行的一系列祝壽運動往往具有必定的程式，例如詩詞唱和、談話會、特價出售著作等。與其他祝壽運動分歧的是，“壽茅”建立了“茅盾文藝獎金”，并舉辦了有獎征文運動。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文學評獎并不罕見，而抗戰時代社會動蕩、經濟嚴重，有獎征文運動就更為罕有了。1945年8月3日，《新華日報》《文藝雜志》以及重慶《至公報》登載了《茅盾文藝獎金征文啟事》，啟事如下：
茅盾師長教師五十誕辰，經各方募捐二十萬元，作為“茅盾文藝獎金”，并委托敝社同人代為征選，茲擬定簡則數條如下：
獎金額暫定二十萬元。
應征文稿以取材鄉村生涯之短篇小說，速寫，陳述為限。
文字以五千字擺佈為宜，最長不得跨越一萬字。
截止每日天期——今年十月底。
被選名額——五名至十名，獎金均勻分派。
被選稿件除致送獎金外，頒發或出書時之稿酬仍回作者一切。
被選稿件優先在《文藝》《文哨》兩雜志上頒發。
評選委員——老舍，章靳以，楊晦，馮乃超，馮雪峰，邵荃麟，葉以群。
來稿請寄重慶鄒容路蒼坪街新村六號文藝雜志社或林森路蹇家巷三號文哨月刊社均可。
文藝雜志社 文哨月刊社同啟
三十四年八月一日19
作為承辦此次征文的刊物，《文藝雜志》和《文哨》具有很強的右翼顏色。由于戰時特別的社會周遭的狀況，刊物更迭敏捷，待評獎成果公布之時，兩份雜志均已復刊，刊發獲獎征文的義務轉交給了葉以群、茅盾主編的《文聯》。葉以群不只是茅盾的老友，更是茅盾在黨內的機密聯絡接觸人。七位評選委員均是“文協”成員，除老舍沒有顯明的黨派顏色外，其他都是右翼人士。由此可見，此次征文是一場借助茅盾的小我名譽，將延安的工農兵文藝推向全國的右翼文明運動。而征文最焦點的請求就是“取材鄉村生涯”，這正合適以“寫鄉村”“寫農人”為基礎內在的“國民文藝”的請求。經由過程“壽茅”，南邊局將“國民文藝”確立為年夜后方文藝的新標的目的，而以“鄉村生涯”為主題的征文運動則促使“國民文藝”落實為詳細的文先生產運動。
二、從“茅盾獎學金”到“茅盾文藝獎金”
“茅盾文藝獎金”的最後樣貌是以獎掖青年為目標的“茅盾獎學金”，征文方法的調劑和確立折射出年夜后方右翼常識分子對“國民文藝”的構思，以及在實行經過歷程中的戰略調劑。據1945年8月3日《新華日報》報道，在祝壽談話會上，“某君”捐錢十萬元建立了“茅盾文藝獎金”。終極經各方捐贈籌得二十萬元，舉行了有獎征文運動。報道如下：
前月茅盾師長教師五十誕辰慶賀會上，有某君就地捐錢十萬元，作為茅盾文藝獎金，后又得開通、良朋、文明生涯、作家信屋、生涯、開國、新知、唸書、群益、北門、文光、自強等書店，合捐五萬元，六月二十四日慶賀會茶交流話費積余五萬元，合共二十萬元。傳聞現已委托文藝雜志、文哨月刊二社代辦征文，并已聘定老舍、靳以、楊晦、馮乃超、馮雪峰、邵荃麟、葉以群等七報酬評斷委員。征稿措施，是以反應鄉村生涯的短篇小說，速寫，陳述為限，文長以五千字為宜，最長不得跨越一萬字。至今年十月底截止，十一月內揭曉。應征文稿由《文哨》《文藝》二雜志代收。20
“某君”是正年夜紡織染廠總司理陳鈞，這筆捐錢是在董必武的授意下捐贈的。21眾所周知，董必武是南邊局的重要引導人。而陳鈞的成分也不只是愛國實業家那么簡略。陳鈞別名陳之一，1925年參加中國共產黨，曾代表中共浙江省委書記，后因被捕脫黨。1945年11月28日，中公民主開國會準備會議在重慶舉辦，陳鈞被推薦為準備干事，之后又被選舉為該會理事。22是以，捐錢并建立一項獎金盡非陳鈞的小我行動，應當是南邊局有打算的設定。不外，這筆捐錢建立的嘉獎，最後的稱號并不叫“茅盾文藝獎金”。經由過程翻閱重慶《至公報》，筆者發明了一則關于“茅盾獎學金”的報道，這則報道登載于“壽茅”運動舉辦兩天后，即1945年6月26日。它與“茅盾文藝獎金”具有顯明的聯絡接觸，但以往研討均未說起。報道如下：
陳鈞氏捐錢十萬元
將分贈五青年作者
【本報訊】日前茅盾誕辰會上，有陳鈞氏捐錢十萬元，作為茅盾獎學金，茅盾氏昨與友愛約定：由文協推薦作家評選數年來有培養之青年文藝任務者五人，每人贈給兩萬元，作為激勵。23
筆者在《牴觸的茅盾誕辰》一文中也發明了“茅盾獎學金”的說法：“昨天會上有位陳師長教師捐了十萬，作為茅盾獎學金。”24這篇文章的作者彭子岡餐與加入了祝壽談話會。固然沒有資料再說起“茅盾獎學金”，但茅盾曾談到他將捐錢交給“文協”，“盼望用來嘉獎青年作家”25。這些資料可以或許表白，茅盾等人最後預計將捐錢建立為“獎學金”，以激勵青年作家。但從8月3日《新華日報》的報道看，正式建立的“茅盾文藝獎金”與最後假想分歧。“茅盾獎學金”是由“文協”直接評選青年作家，而“茅盾文藝獎金”則采取了征文評選的方法，并規則了征文的題材、文體、字數。
固然征文啟事中沒有規則征文對象的成分，但“茅盾文藝獎金”面向的仍是青年群體。1946年3月，《文聯》登載了一則關于獲獎征文的短訊，里面提到了征文對象：“所征集之青年作家作品數百件，已由評選委員分頭核閱。”26別的，1946年2月28日，《新華日報》登載的《茅盾文藝獎金征文評選委員會啟事》列出了獲獎者和部門落第者名單。啟事如下：
（一）共收到征文一百另八篇（二）評選成果：甲等三名。徐疾：興文鄉疫政印景。田苗：互替的兩船夫。木人：豐產。以上每名各贈國幣四萬元。乙等二名。溫士揚：會議。李俞：還政于平易近記。以上各贈國幣三萬元。丙等三名：生群：鄉村的一角。夏培靜：么店子。汪文孫：風浪。以上各贈國幣二萬元。（三）委托文光書店代辦發送獎金，請于收到文光書店之告訴后，憑函印向該店支取。（四）進選各稿，將在《文藝雜志》《文哨》或其他刊物上陸續頒發。（五）未進選之稿，均已退還，惟下列各稿未有通信地址，請函告文光書店，即當退還：一、勤奮的酬謝（胡必信）二、進城（李業道）三、鄉間的大夫（鄧橋生）四、盼望（丁釗）五、拜訪記（曹濛靈）六、農人生涯（古弓）七、鄉下的一頁（實露）八、秋雨瀟瀟泣老農（石泉）九、小琪子（嵐風）十、劉家堡子（姚遠）27
由于年月長遠且受戰亂等原因的影響，今朝只能斷定徐疾、田苗、木人、夏培靜、溫士揚以及李業道6名作者的成分信息。徐疾，原名劉燕蓀，得獎之時只要20歲。他曾是光華附中的一論理學生，那時掉學就業家中。田苗（原名胡錫培）和木人（原名楊本泉）都是受過茅盾領導的文學青年，胡錫培就讀于重慶載英中學，楊本泉就讀于復旦年夜學。他們都是東北地域的先生社團突兀文藝社的成員，這個社團與茅盾關系親密。夏培靜是國立中心年夜學外文系的先生，仍是中心年夜學平易近主聯盟地下組織的成員。溫士揚即溫田豐，是一名報刊編纂，獲獎時29歲。溫士揚雖不是先生，倒是一名共產黨員，他曾在1937年末代表《新蜀報》趕赴延安采訪，遭到毛澤東的接見。他所寫的《延安通信》《毛澤東的印象和說話》等文章，第一次在重慶報刊向年夜后方讀者先容了延安風采和中共引導人的情形。介入征文運動的李業道是重慶青木關國立音樂院的一論理學生，后因從事先生活動自願入學。經由過程這些資料可以斷定，“茅盾文藝獎金”征文與“茅盾獎學金”一樣，都面向青年群體，尤其是提高先生。
綜合多種資料，或允許以描摹出此事的年夜致面孔：陳鈞在董必武的授意下捐錢十萬元，作為“茅盾獎學金”。而茅盾等人切磋后決議將捐錢交由“文協”，并請“文協”評選出五名青年作家作為獎學金得主。顛末調劑，“茅盾獎學金”改為了“茅盾文藝獎金”，由“文協”組織展開了以鄉村生涯為題材、面向青年作家的有獎征文運動。
董必武授意陳鈞捐錢就是為“國民文藝”宣揚和造勢，是以，獎金的建立和調劑都遭到“國民文藝”的規約。“茅盾獎學金”是由“文協”評選出“數年來有培養之青年文藝任務者”，也就是得獎者最少在文藝界小著名氣，這就不難使評獎成為文藝界的自娛自樂。而“茅盾文藝獎金”采取征文的方法，可以或許營建一種全平易近介入“國民文藝”創作的社會氣氛，有利于擴展“國民文藝”的傳佈范圍和社會影響。更為主要的是，它面向全社會停止征文，可以或許推進更多人介入到“國民文藝”實行中。別的，“茅盾獎學金”的“數年來有培養”這一前提過于含混，作甚有培養，哪些方面的培養，很難詳細界定，而“茅盾文藝獎金”征文詳細到鄉村題材，就明白指向了“國民文藝”。
固然獎項的建立經過的事況了較年夜的調劑，但面向青年作家的請求是一以貫之的。這表現出在獎項design者的構思中，青年群體是實行“國民文藝”的主要氣力。現實上，年夜后方右翼常識分子對青年群體的器重在此之前就已浮現。1945年3月，葉以群、邵荃麟等人舉辦座談談判討《文哨》創刊任務。這場座談會實則會商了若何在年夜后方踐行延安文藝思惟——“共同著今朝平易近主活動的需求，我們應當做些什么，以及如何做”28。餐與加入座談會的葉以群、邵荃麟、茅盾都與“茅盾文藝獎金”親密相干。葉以群和邵荃麟不只是評選委員，仍是承辦征文的《文哨》《文藝雜志》的主編，這幾人在征文運動中具有較年夜的話語權。所以，這場座談會也可以從正面展示“茅盾文藝獎金”調劑的內因。夏衍提綱契領地指出：“處理中國題目，重要的是農人題目；所以，我們的任務要面向鄉村，青年也要面向鄉村，到鄉村中往。”29針對若何“面向鄉村”，與會職員中發生了兩種不雅點：周而復和戈寶權以為要依附生涯在鄉村的作者和讀者，最好直接在工農兵中培育和挖掘作家；茅盾和夏衍則將重點放在了青年身上，以為要提倡青年面向鄉村，到鄉村中往。茅盾還就若何培育青年停止了具體論述：一方面，應用通訊和說話等方法領導青年書寫鄉村；另一方面，輔助生涯在鄉村的文藝青年景為作家。30茅盾在此所誇大的領導青年面向鄉村，就成了之后“茅盾文藝獎金”評選的焦點請求。
當然，《講話》的焦點是培育工農兵作家，戈寶權和周而復的不雅點更合適《講話》精力。但年夜后方政治周遭的狀況與延安完整分歧，就“茅盾文藝獎金”得主的情形看，年夜大都都是在校先生。在工農兵中挖掘和培育作家不是短時光內能完成的，即便培育鄉村的文藝青年都具有相當的難度。別的，茅盾等人提倡青年面向鄉村也與那時中共中心的政策有關。1945年1月，為應對公民黨倡議的“常識青年參軍活動”，中共中心號令年夜后方青年到鄉村往。《新華日報》在一篇談鄉村任務的文章中也指出，年夜后方的鄉村任務“單薄的像一塊未開墾的童貞地”，需求千萬萬萬常識青年從城市走到鄉村往。31是以，茅盾等人將培育工農兵作家轉換為培育文藝青年，并非是他們居心疏忽《講話》的請求，而是依據年夜后方特別周遭的狀況，為了“共同著今朝平易近主活動的需求”做出的響應調適。
從“茅盾獎學金”到“茅盾文藝獎金”，評選方法由直接評選青年作家調劑為以鄉村生涯為題材、面向青年作家的有獎征文。這種調劑明白提醒出“茅盾文藝獎金”征文與“國民文藝”的關系，加強了“國民文藝”的傳佈效率。經由過程征文領導和培養青年是年夜后方實行“國民文藝”的一種方法，這種方法差別于延安培育工農兵作家的形式，表現出年夜后方與延何在文藝人才儲蓄條理、培育方法等方面的差別，反應了茅盾等年夜后方右翼文人在踐行延安文藝思惟經過歷程中的戰略調劑。
三、年夜后方青年作家的“國民文藝”創作轉向
“茅盾文藝獎金”征文運動在青年先生中惹起了較年夜反應，并且確切吸引了他們追蹤關心并表示鄉村。突兀文藝社動員社員寫稿應征，還曾打算將取得甲等獎的三篇小說作為“突兀文藝叢書”出書，只是沒有湊足印刷費而未能實行。徐疾和夏培靜在此之前也頒發了數篇作品，徐疾頒發過小說《萬萬家中的一家》以及譯作《莎翁舊居》《二十年前的約會》，夏培靜頒發過小說《風雨夜》。這些青年先生獲獎前頒發的作品，盡管寫于抗戰時代，但聚焦的是通俗青年先生追蹤關心的題目。例如夏培靜的《風雨夜》，講述的是幾個青年先生墮入戀愛的苦悶中無法自拔的故事。可見，“面向鄉村”的“茅盾文藝獎金”征文促使青年先生將眼光從校園轉向鄉村。
在《茅盾文藝獎金征文啟事》中，最為顯明的請求是“取材鄉村”。對于鄉村題材的著重，是延安工農兵文藝的特色。正如前文所述，“國民文藝”的提出是年夜后方常識分子對《講話》的照應和實行。比擬工農兵文藝，“國民文藝”這一提法具有自然的符合法規性和公道性。起首，與“工農兵”如許帶有光鮮無產階層顏色的詞匯分歧，“國民”這一概念是比擬中性化的，那時不只共產黨方面在應用，公民黨方面也在爭取這一概念的說明權。32現實上，從“國民文藝”的闡釋和實行來看，其內在曾經無窮接近于工農兵文藝。只是鑒于那時公民黨對階層斗爭、右翼文藝的抵抗，在年夜后方應用統戰性質的“國民文藝”更為平安，也更具有符合法規性。其次，無論郭沫若仍是茅盾，個人空間在闡釋“國民文藝”時，對“國民”的闡述都是比擬籠統的，也沒有詳細的指向。而“茅盾文藝獎金”征文明白請求取材鄉村，就使得“國民”這一底本中性化的詞匯帶有了右翼顏色，即鄉村的、階層的。在《文哨》座談會上，茅盾以為要多激勵鄉村題材的創作，刊物應當放寬對此類作品的請求，“只需內在的事務好，技能即便差一點，或許年夜體可以，某些方面差一些的”都可以登載。33從頒發的獲獎作品看，“茅盾文藝獎金”征文就是在如許的準繩下評選的。而聯合獲獎征文，茅盾所言的“內在的事務好”實則是合適“國民文藝”的創作主題、不雅念以及態度。
統不雅這些獲獎征文，固然帶有青年作家創作的青澀感，但展示出了年夜后方鄉村生涯的諸多面向。《興文鄉疫政即景》34講述了瘟疫之下鄉鎮官員疏忽蒼生逝世活，層層剝削中飽私囊的故事。《互替的兩船夫》則經由過程兩個船夫鬼使神差的命運，反應了拉壯丁帶給大眾的磨難。《豐產》展現了物價飛漲之下，谷賤若何傷農。《會議》刻畫了鄉當局招待前來下達拉壯丁義務的縣長的畫面，譏諷了處所官員的丑惡嘴臉。35獲獎作品固然都是“面向鄉村”之作，但切進角度各不雷同：有高低勾搭、魚肉蒼生的處所仕宦，有物價飛漲下破產的農人，有遭遇池魚之殃的船夫。從中可以看出，評選委員會盼望經由過程分歧的故工作節與人物，多維度多層面地展現年夜后方的農人和鄉村風采。這幾篇小說大批應用四川方言，具有濃重的處所特點。例如，《興文鄉疫政即景》中人物對話多應用方言，這在徐疾之前的創作中就沒有呈現過。這些作品對鄉村生涯的描述、對方言白話的應用，印證了征文運動對青年作家的創作領導。
除了題材方面，青年作家創作轉向的另一方面，是階層話語取代抗戰話語。這些作品在主題上都以裸露年夜后方農人的磨難生涯、批評公民黨的腐敗統治為主。在年夜后方，裸露抗戰暗中面的作品并不少見。抗戰初期就曾涌現出一大量“裸露與譏諷”的作品，此中不乏描述農人的作品，比擬具有代表性的是姚雪垠的《差半車麥秸》和《牛全德與紅蘿卜》。這兩部作品固然批評了農人怯懦怕事、陳腐無私的劣根性，但它們誇大的是顛末戰鬥教導，認識落后的農人也可以生長為抗日好漢，展示的是小我走向所有人全體和平易近族國度的經過歷程。其最基礎目標是激勵大眾積極投身抗戰，穩固抗日平易近族同一陣線，具有激烈的平易近族敘事特色。而征文獲獎作品中的平易近族感情絕對淡漠。《會議》里大眾對“成功也不很感愛好，卻是糧價漲跌還令他高興”36。《豐產》里農人張桂林聽到抗克服教學利的新聞時更是表示得異常冷淡：“‘我說啥子事得？本來——哼，有那點值得歡樂？’張二爺顯露‘不外這般’的臉色。”但當他聽到谷價跌了時，“忽然像被誰打了一下似地跳起來，眼里炯炯地閃著光”。37底層大眾對糧價漲跌、抽丁獻糧等工作的追蹤關心遠遠高于平易近族國度的前程和命運。不外與《差半車麥秸》等作品將追蹤關心本身好處視為農人的劣根性分歧，獲獎作私密空間品《豐產》《會議》表達了對農人的懂得和同情，將批評的鋒芒指向了社會周遭的狀況。“當小我不再被刻薄地請求無前提為抗戰就義，當小我面臨物價飛漲時那如不進則退般的無法被懂得，批評的核心就有了從小我移向社會周遭的狀況的能夠。”38這些農人不只要蒙受物價飛漲、通貨收縮帶來的惡果，還遭到土豪劣紳的剝削。它們著重表示的是農人遭到的搾取與抽剝，以及與以鄉紳為主的下層處所官員之間不成協調的牴觸。獲獎作品里平易近族話語的式微與階層話語的崛起，一方面揭橥出“國民文藝”實際與《講話》的內涵聯繫關係，另一方面折射出年夜后方文藝的成長標的目的。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獲獎作品在必定水平上打破了抗戰初期“裸露與譏諷”的敘事框架。青年作家在創作中沒有止步于表示階層搾取和牴觸，而是讓底層大眾具有了必定的政治認識。《興文鄉疫政即景》中的農人對得寸進尺的鄉長喊出了“老子倒總有一天量量你的胃口，看你畢竟累贅有多少深”。當田老夾夾說出“大家頭上一層天，多積點德”時，世人不只沒有獲得撫慰，反而加倍焦躁。39這些對抗的聲響當然很微弱，但仍是在會議室出租“緘默”已久的大眾中激起了一些漣漪。《互替的兩船夫》則更進一個步驟，論述了共產黨思惟政治在大眾中所發生的影響。船夫王僧人之後面對物價低落只會嘆一聲“天意這般”，但在讀到《新華日報》之后開端思慮抽丁、征稅等政策對老蒼生的搾取。王僧人曾上過共產黨創辦的導生傳習所，學會了《義勇軍停止曲》《我們都是窮伴侶》等歌曲，他又將這些歌教給了另一名船夫木生。當王僧人被抓走時，其別人絕不在意。只要木生如有所掉，由於“‘我們都是沒飯吃的窮伴侶……’這支歌還沒有學會”40。可以看出，王僧人和木生在感情上有了共識，而這種感情共識又是經由過程《新華日報》《我們都是窮伴侶》等黨的文明符號粘合的。導生傳習所、《新華日報》可以看作是一種反動政治的參與，這種政治參與使得王僧人和木生孩子生了一種含混的新認識，這種感情共識和新認識恰好使被搾取的個別有成長成階層結合的能夠。在《互替的兩船夫》的開頭，帶有寓言性質的“凄涼的江邊”“深黑的夜里”飄揚出木生的歌聲，木生可否徹底覺悟？這些歌聲可否像影響了他一樣，影響更多的人？作者留下了聯想的空間。
跟著平易近族外部牴觸日益突顯，這些獲獎作品不再那么器重平易近族感情的表達，而是將批評的核心放在了社會周遭的狀況上，著重展示小我遭到的搾取和抽剝。尤為寶貴的是，一些作品付與人物必定的對抗性與政治認識，在必定水平上衝破了“裸露與譏諷”的敘事邏輯，推進了“國民文藝”實行的提高。可是，這些大眾被付與的政治認識長短常無限的。感情共識和政治認識都沒有轉化成任何政治舉動，階層結合只是一種迷茫的能夠。不外，完整衝破“裸露與譏諷”的框架是“抗克服利前后國統區實際主義文學面臨的總體挑釁”41，不克不及苛求青年作家們在一朝一夕間完成。
茅盾在關于“國民文藝”的演講中說：“此刻裸露的對象還不只是貪官蠹役，還須裸露那形成貪官蠹役之政治的本源——即不平易近主的政治。”42這些作品分歧水平地觸及“不平易近主的政治”。固然這幾篇作品刻畫了鄉村生涯的分歧方面，但里面的農人都覆蓋在抽壯丁和征糧的暗影之下。此中鄉長和保長等下層官員有很是年夜的權利，並且各級之間層層剝削，這些抽剝終極都搾取在農人身上。這些題目的本源在于那時年夜后方履行的“新縣制”。公民黨當局為收攏處所權利，強化了縣與鄉鎮兩級的自治權利。可是鄉鎮官員仍是由鄉紳、袍哥擔負，且權利沒有獲得有用的監管，因此下層政權持久處于凌亂無序的狀況。“在一個底本缺少自律性的組織中，忽然呈現一批權利者，此中的很多人釀成‘暴君’。”43是以，農人的悲涼命運以及鄉村的繁榮周遭的狀況看似由貪官蠹役形成，但最基礎緣由在于“不平易近主的政治”。
依據征稿每日天期揣度，獲獎作品創作于1945年8月至10月時代。這一時段國共兩黨正就中國將來的前程停止著嚴重會談，全社會對平易近主戰爭的等待到達了史無前例的高度。在抗戰開國轉向平易近主開國的汗青語境下，介入征文的青年作家靈敏地察看到了年夜后方鄉村社會的變更。他們追蹤關心農人的個別保存題目，鞭撻不平易近主的政治本源，在實行“國民文藝”的經過歷程中對鄉村題目、農人命運停止了思慮和表達。固然獲獎作品與延安文藝思惟的請求還有必定間隔，但這些青年作家后來基礎上都走向了“國民文藝”的創作途徑。例如，胡錫培介入了1946年《新華日報》關于方言詩的會商，并頒發了實際文章《方言詩與朗讀》。1948年，楊本泉在《突兀文藝》上頒發了文藝評論《試談馬凡陀山歌》，該文援用《講話》闡述了文藝民眾化題目。44
總的來說，“茅盾文藝獎金”征文領導青年群體追蹤關心和表示鄉村，強大了實行“國民文藝”的陣營。這些青年作家的創作秉持“面向鄉村”的準繩，較好地描繪了公民黨統治下的鄉村風采與農人生涯。比擬于抗戰初期年夜后方的文藝創作，這些青年作家靈敏地察看到年夜后方鄉村社會的變更，凸起了階層牴觸，付與人物必定的政治認識，鞭撻了不平易近主的政治本源。獲獎作品盡管沒有完整衝破“裸露與譏諷”的框架，可是對鄉村題目、階層題目停止了新的思慮和表達。需求闡明的是，青年作家的創作轉向只是年夜后方文藝轉向的一個方面。“壽茅”之后，茅盾等文壇大師也紛紜介入到“國民文藝”的創作中。眾所周知，茅盾創作的話劇《清明前后》是年夜后方“國民文藝”創作的標的目的標。45李永東指出，“壽茅”運動對“促使茅盾調劑腳本寫作思緒應起了主要感化”。46茅盾經由過程調劑本身態度，創作出了合適“國民文藝”的《清明前后》，在年夜后方惹起了絕後反應。由此可見，青年作家和文壇大師自動停止自我調適，將本身創作與“國民文藝”相聯絡，配合推進了年夜后方文藝實際的轉向。
結語
茅盾在領導突兀文藝社成員時曾指出：“青年先生酷愛文藝，留意察看社會，關懷休息國民的生涯與命運，并盡力進修用本身的筆往反應黌舍、社會實際生涯，表示本身的真正的感觸感染，是很好的事；這不單無益于進修，也無益于社會。”47在年夜后方調劑文藝標的目的的汗青語境下，南邊局經由過程“壽茅”將茅盾的文學途徑塑造為“國民文藝”的途徑，同時把茅盾建立為“國民文藝”的一面旗號。在這面旗號的指引下，有數青年人介入到“國民文藝”建構的過程中。一項實際提出后不只需求闡釋解讀，更要經由過程實行不竭完美。在“國民文藝”從實際轉向實行的經過歷程中，年夜后方常識分子將“茅盾獎學金”調劑為“茅盾文藝獎金”，終極斷定了以青年作家為主體、以鄉村生涯為題材的征文方法。“茅盾文藝獎金”征文的舉行使“國民文藝”落實為詳細的文先生產運動，指引青年群體追蹤關心和書寫鄉村，為“國民文藝”供給了人才儲蓄。以青年先生為代表的年夜后方青年作家在創作中表達了爭奪平易近主的政治訴求，邁出了年夜后方“國民文藝”實行的第一個步驟。
盡管跟著抗克服利，大量文人分開重慶，“茅盾文藝獎金”征文只舉行了一次，但其影響是深遠的。1981年，茅盾在遺言中請求建立一個“長篇小說文藝獎金的基金，以嘉獎每年最優良的長篇小說”，并祝愿“我國社會主義文學工作繁華興盛”。48可以看出，茅盾文學獎的建立是為了激勵長篇優良小說，推進中國社會主義文學工作提高。茅盾文學獎建立之初沒有制訂明白的評選條例，重要根據的是茅盾的這份遺言，因此獲獎作品都是在“推進中國社會主義文學繁華”的原則內評選出來的。固然之后評選規定不竭調劑，但一直保持文藝為國民辦事的請求，誇大作家站在國民態度上反應實際生涯。從這個意義上講，“茅盾文藝獎金”征文跨越時空，經由過程“茅盾文學獎”延續了“國民文藝”的精力內核。
注釋：
1 雷達：《我所了解的茅盾文學獎》，《蘭州年夜學學報（社會迷信版）》2009年第1期。
2 除了普通性的史料梳理，如鐘桂松的《慶賀茅盾50誕辰運動始末》（《百年潮》2023年第8期）；張少宇的《茅盾五十誕辰留念運動研討》（山東師范年夜學碩士學位論文，2023年）在周全考核“壽茅”運動的基本上，指出了“壽茅”之于茅盾及年夜后方文壇的文學史意義。
3 孫中田、王中忱在《關于茅盾文學任務二十五周年事念運動》（《中國古代文學研討叢刊》1980年第4期）中枚舉出了那時登載的“開端征文新聞”和“評選成果啟事”，以此闡明倡議征文是“壽茅”運動之一。段從學的《文協與抗戰時代的文藝活動》（北京年夜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和張少宇的《茅盾五十誕辰留念運動研討》是為數未幾指出此次征文與“國民文藝”關系的研討。
4 章濤：《“國民文藝”的天生：1940年月末共產黨的連合作家政策與其“鴻溝”題目》，《浙江社會迷信》2018年第5期。
5 本刊同人 · 荃麟執筆：《對于以後文藝活動的看法——檢查 · 批評 · 和今后的標的目的》，《民眾文藝叢刊》第1輯，1948年3月1日。
6 郭沫若：《國民的文藝》，《至公報（重慶）》1945年4月29日。
7 茅盾：《五十年月是“國民的世紀”》，《新世紀》第1卷第1期，1946年1月25日。此文最後頒發于1945年5月4日的《抗戰文藝 · 文協成立七周年并慶賀第一屆文藝節留念特刊》。
8 周而復：《國民的文藝》，《新華日報》1945年5月4日。
9 同上。
10 茅盾：《我走過的途徑》（下），國民文學出書社1988年版，第367頁。
11 同上。
12 拜見吳組緗：《為中國實際主義文學慶祝》，《新華日報》1945年6月24日。
13 段從學：《文協與抗戰時代的文藝活動》，第216頁。
14 《中國文藝任務者的旅程》，《新華日報》1945年6月24日。
15 王若飛：《中國文明界的光彩 中國常識分子的光彩——祝茅盾師長教師五十壽日》，《新華日報》1945年6月24日。
16 《中國文藝任務者的旅程》。
17 《慶賀茅盾師長教師五十誕辰 重慶文明界年夜會議》，《新華日報》1945年6月25日。
18 茅盾：《回想》，《新華日報》1945年6月24日。
19 《茅盾文藝獎金征文啟事》，《新華日報》1945年8月3日。《茅盾文藝獎金征文》，《文藝雜志（桂林）》新1卷第3期，1945年9月15日。《茅盾文藝獎金征文啟事》，《至公報（重慶）》1945年8月5日。注：《新華日報》的啟事將“邵荃麟”誤印為了“印荃麟”，但其他報刊的啟事均未呈現此過錯。
20 《茅盾文藝獎金開端征文》，《新華日報》1945年8月3日。
21 茅盾：《我走過的途徑》（下），第371頁。
22 平易近建中心宣揚部編：《中公民主開國會簡史》，平易近主與扶植出書社2010年版，第9、13頁。
23 《茅盾獎學金》，《至公報（重慶）》1945年6月26日。
24 子岡：《牴觸的茅盾誕辰》，莊鐘慶編：《茅盾紀實》，四川文藝出書社1986年版，第54頁。
25 茅盾：《我走過的途徑》（下），第371頁。
26 《國際文藝短訊》，《文聯》第1卷第5期，1946年3月25日。
27 伍粲、方二：《茅盾文藝獎金征文評選委員會啟事》，《新華日報》1946年2月28日。
28 《我們的標的目的（〈文哨〉座談）》，《文哨》第1卷第1期，1945年5月4日。
29 同上。
30 《我們的標的目的（〈文哨〉座談）》。
31 伍粲、方二：《鄉村任務和城市任務》，《新華日報》1945年6月25日。
32 關于這一時代“國民”概念的應用，較多研討均有觸及，例如劉奎：《詩人反動家：抗戰時代的郭沫若》，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9年版，第365—366頁；戎琦：《郭沫若“國民文藝”概念的提出》，《文學評論》2023年第3期。
33 《我們的標的目的（〈文哨〉座談）》。
34 關于這篇小說的稱號，《新華日報》登載時題為《興文鄉疫政印景》，1946年3月1日《至公晚報》登載的獲獎作品名為《興文鄉疫政印象》，但終極頒發在《文聯》上的標題為《興文鄉疫政即景》，我們在此采用的是這一標題。
35 由于《文藝雜志》和《文哨》接踵復刊，今朝只可以或許彙集到這四篇作品。
36 溫士揚：《會議》，《抗戰文藝研討》1984年第3期。
37 木人：《豐產》，《青年進修（重慶）》第1卷第5期，1946年4月10日。
38 廖海杰：《戰時經濟生涯與抗戰年夜后方文學轉型》，《文學評論》2021年第1期。
39 徐疾：《興文鄉疫政即景》，《文聯》第1卷第6期，1946年4月15日。
40 田苗：《互替的兩船夫》，《文聯》第1卷第7期，1946年6月10日。
41 姜濤：《〈還鄉記〉與沙汀1940年月中期的文學調劑——兼及國統區實際主義文學能夠的途徑》，《中國古代文學研討叢刊》2022年第8期。
42 茅盾：《國民的文藝——四月八日在廣州青年會報告》，《新文藝》創刊號，1946年6月1日。
43 笹川裕史、奧村哲：《抗戰時代中國的后方社會：戰時總發動與鄉村》，林敏、劉世龍、徐躍譯，社會迷信文獻出書社2013年版，第95頁。
44 楊本泉：《兼中突兀文藝社始末》，何建廷主編：《抗日戰鬥時代的北碚（北碚文史材料第四輯）》，中國國民政治協商會議重慶市北碚區委員會文史材料委員會，1992年，第253頁。
45 邱域埕：《作為“國民文藝”標的目的標的〈清明前后〉及其會商》，《文藝實際與批駁》2022年第2期。
46 李永東：《移步換形的抗戰書寫與匆促換調的〈清明前后〉》，《中國古代文學研討叢刊》2019年第2期。
47 穆仁：《茅盾與突兀文藝社——抗戰文藝活動的一個正面》，《抗戰文藝研討》1983年第5期。
48 茅盾、韋韜：《茅盾回想錄》（下），漢文出書社2013年版，第4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