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導》周報總刊行處原址照片，位于老西門蘭發里3號（1960年前后）
《向導》周報創刊號
在中國共產黨報刊史上，最早的黨報也是第一份中共中心機關報，當屬1922年9月在上海創建的《向導》周報。《向導》周報經過的事況了第一次國共一起配合的舞蹈教室樹立和決裂，年夜反動鼓起和掉敗的全部經過歷程，歷時近五年，成為年夜反動時代國際最有影響的刊物之一。
共產國際支撐，陳獨秀籌備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后，非常器重報刊宣揚任務。1922年8月的中共會議室出租中心履行委員會“西湖會議”，決議在北京開辦《遠東日報》，專門宣揚公民反動。但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以為，中共才能缺乏，那時也不該該辦如許年夜的機關報，並且很不難惹起仇敵的留意，只應辦一個周報。中共中心接收了馬林的提出，決議開辦《向導》周報，作為中心的政治機關報刊。中心還決議，由蔡和森擔負主編，擔任籌備任務。
在《向導》的創刊經過歷程中，中心履行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高度器重，介入了《向導》籌備的詳細任務。在《向導》出書前夜，陳獨秀派李達往與好友、亞東藏書樓司理汪原放磋商《向導》的付梓方法，并書寫了刊名“向導”二字，掌管了《向導》辦刊方針的制訂，撰寫《本刊宣言》。
1922年9月13日，《向導》周報在上海創刊，每禮拜三出書，十六教學場地開四版，以政論、時評為主。1923年，黨中心對黨團報刊停止分工，規則《新青年》季刊是“學理的馬克思主義的研討宣揚機關”，《先鋒》月刊是“中國及世界的政治經濟的研討宣揚機關”，《向導》是“國際外時勢的批駁宣揚機關”。1923年11月，中共中心在一份陳述中指出，在黨所開辦的《先鋒》月刊、《新青年》季刊和《向導》周報三種刊物中，“《向導》在社會上稍有影響”。
《向導》周報經費很是艱苦，常以“本報啟事”“敬告本報讀者”的名義向社會各界特殊是向讀者停止“捐獻”。一些黨員干部也鼎力捐助。如中心執委高君宇便將本身生涯費的年夜半拿出來作為報紙運動經費，而他本身卻節衣縮食。與捐獻比擬，共產國際的經費是最重要的起源。1923年6月，陳獨秀在黨的“三年夜”陳述中明白指出：“黨的經費，簡直完整是我們從共產國際獲得的。黨員交納的黨費很少。本年我們從共產國際獲得的約有1.5萬。”由于經費題目，《向導》在1924年之前的刊行量沒有增添。主編蔡和森曾向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和蘇俄派駐公民黨的政治參謀鮑羅廷反應過，但并未獲得最基礎處理，每年仍只給200元擺佈。蔡和森感歎地說：“出書《向導》的所有的題目，此刻不在于政治上的彈壓，由於此刻中國沒有一種氣力，無論是帝國主義或是軍閥，可以或許封鎖《向導》，題目只在于經費。”
陳獨秀和毛澤東死力“傾銷”
《向導》重要是經由過程郵局刊行，也應用一些提高書店作為刊行和批發渠道。上海書店、廣州新青年社書店等書店，也都發賣《向導》周報。為了加大力度對黨報黨刊的治理和領導，1923年10月，中共中心成立了教導宣揚委員會，下設編纂部、函授部、通信部、印行部、藏書樓五部，印行部每月上報《向導》等報刊的刊行支出情形。1924年5月，中心成立出書部，催促各地留意擴大黨報銷路，尋覓“不出費或便宜登《向導》市場行銷之出書物”。
1924年9月25日，中心履行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和中心局秘書毛澤東聯名簽訂了一則告訴，直截了本地請求黨組織、黨員定購和傾銷《向導》：“凡屬本黨黨員，不單有購閱本黨中心機關報的任務，并有盡力向黨外傾銷的任務。”黨中心還動員一切黨員、團員傾銷黨的刊物，并請求各支部書記擔當起催促的義務，“每支部書記必使各黨員訂閱并擔負傾銷，至多每人須購閱一份”，假如小我因經濟艱苦不克不及購閱，還必需要顛末支部會議的允許才行。
《向導》《中國青年》都印了可張貼的傾銷市場行銷，黨團員擔任將其在各地張貼。中心組織部曾唆使各地黨組織：“為傾銷《向導》起見，中局已擬印一種色彩市場行銷，不日可寄各地，各地接到此項市場行銷時，應責成C.P.（共產黨）、C.Y.（共青團）同道分送本地書展、書攤，及前去各黌舍閱書室張貼，至要！”黨中心請求各級組織和黨員都要肩負起義務，并且規則了硬性義務，即每一個黨員必需傾銷5份會議室出租以上《向導》。同時，每一個支部還要擔任傾銷3份以上的《新青年》和《中國工人》。到1926年7月北伐前夜，《向導》銷量到達了5萬份，發生了普遍的影響。即便在江西贛州如許的邊疆小城，一個書展每期能代售《向導》七八十份，《中國青年》五六十份。
首倡“打垮帝國主義”“打垮軍閥”的標語
《向導》周報開辦初期職員嚴重，陳獨秀、蔡和森、高君宇、瞿秋白、彭述之等引導人兼任編纂和重要撰稿人。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彭述之、李年夜釗、羅章龍、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張國燾、高君宇、鄭超麟以及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等，都為《向導》寫過文章。陳、蔡、彭、瞿4位中心重要引導人，成為《向導》4位最重要的作者。
在《向導》創刊后，陸續開設了“時勢短評”“中國一周”“世界一周”“讀者之聲”“各地通訊”和“寸鐵”等欄目。《向導》倡導樸素動聽的文風，否決分開題目而談主義，文章年夜都短小精幹，活潑活躍，規戒時政，進木三分，具有很強的戰斗力。一些題目很吸惹人，如《吳佩孚真會揀擇廉價貨》《好個救國的奇策》《何東的狐貍尾巴現出來了!》《逝世不覺醒的交際系》《法西斯的禍水曾經來了》《請看帝國主義的凶殘》等，都讓讀者一目了然。
1926年《向導匯刊》第4集出書時，其市場行銷詞寫道：“本報自4年前出書至今，一貫即是全國最急（激）進的刊物。”干涉彰顯本身“最急（激）進”，顯示出《向導》在年夜反動時代的宏大影響。《向導》鼎力宣傳“公民反動”，并付與了它以新的寄義，在年夜反動中施展了喚起并連合大眾的嚴重感化。《向導》初次提出“打垮帝國主義”“打垮軍閥”的標語。“帝國主義”和“軍閥”都是外來名詞，一開端被人視為“海內奇談”。《向導》保持實際宣揚不搞淺顯化，“《向導》既然擔起領導中國反動實際和戰略的義務，自不克不及統籌淺顯化……”顛末兩年多持之以恒的宣揚，《向導》終于使“打垮帝國主義”“打垮軍閥”的標語深刻人心，廣為人知。
“紙山君”的概念也是經《向導》的宣揚而眾所周知的。第一次國共一起配合前，公民黨內存在著嚴重的恐帝思惟，蔡和森以為這是“平易近族興起的前兆”，必需徹底揭穿帝國主義外強中干的衰弱實質。1922年9月20日，蔡和森在《向導》第2期上頒發《武力同一與聯省自論——軍閥專政與軍閥割據》一文，用“紙山君”一詞來批駁一些只知空發群情貌似強盛的政治家或政論家。1924年10月，蔡和森在《向導》第88期頒發《商團擊敗后廣州當局的位置》一文，說英帝國主義支撐的商團是“反反動的紙山君，經十五日那一日的惡戰便完整揭穿了”。《向導》還鼎力宣揚孫中山的“三年夜政策”，使得它成為1927年最風行的標語。
讀者投票選出的全國周刊第一名
《向導》周報是在租界的印刷廠機密印刷刊行的，屢次遭到租界政府的查封。《向導》自願不竭遷徙地址，并采取各類假裝伎倆，欲蓋彌彰，以持續出書刊行。1922年10月，《向導》在上海僅僅出書了四、五期的時辰，租界工部局就查封了《向導》。
北洋當局對《向導》異樣采取了封殺的立場，郵局常充公《向導》，借此減弱其社會影響。在北京辦報時代，報社把印刷廠設在荒僻的冷巷，并以承攬市平易近活計為保護。他們還常常搬家編纂部，來和仇敵“周旋”“捉迷躲”。
1923年4月，《向導》隨中共中心南遷廣州，后又遷至杭州出書，不久又遷回上海英租界內的上海年夜學編纂出書。1927年4月，《向導》周報隨黨中心遷到武漢。7月15日，汪精衛反叛反動。7月18日，《向導》出書了最后一期——第201期。此后，《向導》周報宣布復刊。
《向導》周報在近5年的時光里，刊行量最多時達10萬余份，共出書了201期；刊發了國際外政論、時評700余篇，各地通訊近120篇，各類文告宣言近60件，國際外讀者來信110余件，總計320萬字以上。《向導》是中國共產黨晚期報刊中連續最久、出書較正常的機關刊物，也是那時中國報刊界影響最年夜的刊物之一。1923年12月，在北京年夜學成立25周年事念日舉行的平易近意考試中，《向導》周報取得各界讀者愛讀票220票，名列全國周刊第一名。
讀者贊揚《向導》的開辦是中國“兩千年來汗青上破天荒的聲譽功課”，稱贊《向導》是那時中國消息界中“真敢替受搾取的工農階層呼冤而確能唆使大眾以反動亨衢的”獨一報紙，把《向導》看作是“暗中的中國社會的一盞明燈”。
（作者單元：北京師范年夜學文理學院汗青系）